“四个全面”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原编者按:2015两会前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成了媒体热点。在“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提出这一战略布局,无疑具有深远意义。那么,“四个全面”是如何提出的,它和以往的“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正在召开的两会,和西方议会制度相比有何优越性?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回答了观察者网的这些问题。

“四个全面”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模式研究

  记者: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基于中国目前怎样的国情?从习近平主政到如今提出“四个全面”,这个理论的形成有什么样的过程,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关联?

  张维为:中国人经过长达一个半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60多年的发奋图强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返世之巅的梦想离实现的距离,已不那么遥远了,有人甚至说已经近在咫尺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但离成功越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复杂甚至尖锐,所以我们要进行统筹思考,总体布局,确保梦想一定成真,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

  习近平是一个政治定力强、有哲学观、长于战略思考的领导人,他提出的“四个全面”确实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最近《人民日报》的五篇评论有很好的概述,我不赘述了,我只想指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这种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包含了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对理想的追求,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把握,对自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对自己发展目标、前景和战略举措的确定,“四个全面”体现了这一切。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看到中国模式的这种优势。

  记者:“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前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四条都有,这次是加了个“全面”,变成一个体系,多了两个字,您觉得这跟以往有何不同?这四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如何将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和协调起来?

  张维为:“全面”这个概念很重要,“四者统一”也很重要。“全面”就是要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意味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横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方,是一个全覆盖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伟大而又艰巨的目标。四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自然有自己内部的逻辑关系,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关系很像当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关系,其实,“四个全面”的内容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来的,指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两手都要硬”,来保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超额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确定的许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关键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这条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把党本身治理好了,中国的各项事业就容易兴旺发达。“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强调“依宪治国”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建设的法治与美国的法治很不一样,美国的法治越来越演变成了律师治国,而律师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种法治结果就演变成了有钱人能雇佣更好的律师,从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定要避免美国陷阱,实现更大的公正,我认为中国今天探索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探索,其意义将超出中国国界。

  记者:两会之前,“四个全面”的关注度就很高,他与毛、邓、三、科的连贯性在哪里?有舆论称“中国共产党要“告别‘三个代表’、迎来‘四个全面’”了(见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文章。)您觉得,“四个全面”的提法和“三个代表”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维为:“三个代表”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告别?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与西方政党区隔了开来,虽然大家都叫“党”,但含义完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从这个意义上看,“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四个全面”得以提出和执行的基础所在。换言之,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体利益,共产党才有资格、有魄力提出和执行“四个全面”。这是一个“舍我其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唯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提出并承担起“四个全面”这样的历史担当。西方“部分利益党”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构想。

  记者:“四个全面”,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对“四个全面”是怎么理解的?跟当年“中国梦”的提出比较起来,有点不一样?

  张维为:西方媒体的报道侧重在“四个全面”是否就是对习近平思想的概括,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理论观点的概括。但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先声夺人,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老套路进行曲解,接着就是对中国政局一个接一个的误判,多少年过去了,都是这个套路,鲜有长进,上面提到的所谓“告别三个代表”的解读也是这个套路。

  至于西方学者对“四个全面”的解释,特别是深度的解释,我看到的还不多,可能还要等一等,因为这个概述提出的时间还不长。我个人认为把“四个全面”概括为“战略布局”是准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抓住“四个全面”的内容。至于中国梦的提出,我想它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各种观点互相碰撞的的时候,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即一种能够包含整个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各种理想愿景的总汇,而“四个全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关键举措。

  记者: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您觉得这个“关键”体现在什么地方?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两年以来,国企改革、养老金并轨、财政预算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户籍制度等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您觉得在剩下的五年,还会有哪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会有巨大突破?

  张维为:之所以说“关键”,我想我们的领导人有一种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习近平两年做的事情,恐怕比奥巴马上台六年多做的事情还要多10倍,奥巴马上台也是谈变革,结果变革了什么?一个医改都很难推行。这既有奥巴马个人能力比较弱的原因,也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困境。我4年前与福山辩论时就说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其实我看比中国还要迫切。与美国比也好,与欧洲比也好,大家都在谈改革,但真正认真做的,几乎只有中国。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改革大都有时间表,多数都将在今后5年中进行,所以我个人认为也许没必要猜测下一个突破是在哪个领域,因为五年时间本身也不长。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宏观看,基本上是渐进主义,先试验,然后成熟一个推广一个,但一旦推广起来,速度相当快,效率相当高。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改革试验的成果,这么快就推向全国。我个人希望教育领域内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现在大学教育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去中国化”走得太远了,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学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话语的“打工仔”了。

“四个全面”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

  记者:您曾提到,两会是将“良政”带入中国民主政治生活。其实每年两会期间,关于两会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不少,有人尤其是一些媒体舆论会觉得两会越来越娱乐化了,一些代表脱离群众,也常常提一些很雷人的提案,对很多核心问题的解决无益。您如何评价每年的两会?据您的观察,两会对我们的政治治理,以及解决问题的机制来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维为:你提到的一些娱乐化现象,我看昨天习近平和部分政协委员座谈时要求政协委员“提高能力素质、保持良好形象、增强委员意识,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大概就是对你提到的这种现象的批评,对我们一些委员和代表是一种警讯,他们应该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了。但总体上,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但不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流,在“四个全面”下,也不会成为主流,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娱乐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很多国家民主已经成了竞争表演和作秀,这也是西方总体走下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政”本质上体现的是“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西方主流话语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多党制”这样的“形式民主”,结果这种体制越来越僵化。中国人从“实质民主”出发探索“形式民主”结果道路越走越宽广,两会就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很好体现。很高兴你从解决问题的机制这个视角来看两会,来讨论民主,我可以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在制定和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整个过程中,政协很多次的“专题协商”、有关地区政协的大量调研以及政协委员提出的大量建议和提案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例子,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人大举行了上百次座谈会,审议了很多次,最后于2007年通过,这项法律牵涉到几乎中国所有的家庭,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

  西方民主模式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空谈俱乐部”和过多的“否决点”,结果很难做事,很难解决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1996年决定建一条从桃园机场到台北市中心的“捷运”,才51公里,将近20年过去了还未建成,期间换了13个“交通部长”,台湾政治中的“否决点”太多,民粹主义泛滥,表演和作秀成为常态,而在这期间,上海、北京都建了10来条地铁,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带来了中国今天方方面面的巨大进步。所以制度比较,孰优孰劣,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民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讨论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事情。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时代,要了解老百姓关心什么问题并不困难,中国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包括许多民调,来了解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人大政协就讨论这些问题,共商国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提出各种对策,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都21世纪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大都还是通过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来设置的。中国这些年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与实质民主的质量有关。你可以看一看2013年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85%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美国是31%,英国是25%,我想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实质民主质量上的差别。

  一个好的民主体制一定要防止变成“空谈俱乐部”,一定要防止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和既得集团的绑架,因为这将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要防止坏人做坏事,还要能够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现在看来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民主制度的表现,包括两会制度的设计和表现,虽然还可以完善,但不害怕国际比较,这就是我讲的政治制度的超越,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改革,克服不足,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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