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落实措施

  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要落实措施,如果我们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那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落实措施

    本文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发表的演讲。

    今天讲三个方面的内容,我将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的角度,简单地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0年代中早期,这一时期的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块钱,而在这之前,工资被压得低,利润就显得很高,增加的利润交给国家。因此,这是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早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压抑工资的现象基本得到解决。在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之前反映在企业其他成本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等开始反映在工资中,成本变得更加真实化了。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以后多元所有制兴起,使得这段时间的劳动力得以释放,人口红利充分显现。因为市场放开,早期的乡镇企业无力竞争,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垮掉了。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这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能够达到9-10%,经济运行基本健康,当然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养老、医疗、住房等都存在扭曲现象。现在,我只讲工资方面的成就及问题,因为虽然其他方面既有成绩又存在毛病,但是存在的扭曲能够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总体来说经济健康发展。

    2007年是个拐点,这一年我们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部法律存在很多弊端:从2001年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6.7%;2007到2012年这一数字为12.7%,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弊端。弊端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降低了,即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却是可怕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这样的法律无法实现,因为美国人考虑负面清单、劳动权利。当我们把法律拿给美国人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因为底特律就是因为福利太高,垮台以后只好往回走。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减慢,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要回落,而且会回落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出台,而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经济刺激之后到现在的这一阶段,问题出现三期叠加的情况:

    第一期,我们现在处于换挡期,必然要换挡。也就是说,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另外,劳动力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人群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同时,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去年人均GDP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的人均GDP是吉隆坡的1.16倍。此外,工资没有灵活性,并同时被劳动合同法削弱。

    第二期,我们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的政策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及过剩产能。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们需要缓慢地、稳妥地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恢复就不会很乐观。

    第三期,由于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停止陷阱。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是我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这样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问题。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而是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保证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应由农民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等的问题。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讲了。如果我们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那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然之后一旦风险爆发,将无法收拾。现在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我们认为,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要落实措施。

    (本文选编自新华网思客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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