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时运

命运与时运

  “命运”问题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国有国运,家有家运,人有人运。国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家运,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人运,则是各人的不同际遇。要懂国运,读读历史;要懂家运,翻翻自己的或他人的家谱;要懂人运,看看现实各色人生或历史人物的传记。

  “命运”和“时运”有相通之处,却又不完全相同

  “命”与“运”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时”与“运”则密切相关。“时运”和“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有时称之为“时运”,有时称之为“命运”。在互用情况下,命运是关于过去经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时运”则是个人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认为“运”决定于“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支配,这就是唯心主义。国运决定于“天”,是“天命论”;个人的命运注定于“命”,是“宿命论”。这种“命运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北宋的宰相吕蒙正写过《命运赋》,也写过《破窑赋》。吕把自己的发迹归结为个人的命好、运好。他说自己“吾昔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窑……今居庙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按照吕蒙正的说法,他的发达是因他的命好。他说的时运也就是命运,具有神秘色彩。

  2000多年前,古代哲学家墨子有过《非命》篇,是专门反驳“命定论”的。其中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墨子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说,命定论“是天下大害”完全正确。时至科学发达的今日,我们中还有不少人迷信命运,相信生辰八字决定人的寿夭祸福,连结婚都得合八字,真是愧对古人!

  在中国用语中“时运”是一个词组。时运既包括“时”也包括“运”。如果我们把命运问题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予“命运”以正确的理解。时,是大背景,个人无法决定。人只能是生活于时代中。个人的出生和生长,可以逄时,也可能背时。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运”则不同,“运”与个人的机遇和奋斗紧密相连,决定于个人在时代中的主体性发挥。因此,“时”是同时代的人共有的,“运”则各种各样。套一句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运都是一样,不幸的原因可以是多样的。

  个人的“运”不能脱离时代这个大背景,没有“时”,就没有个人的“运”。晚唐诗人罗隐在《筹笔驿》关于诸葛亮的一首咏史诗:“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诸葛亮从初出茅庐,火烧赤壁,协助刘备建国于成都,有统一全国之志;可在后主时,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终死于五丈原军中。后人从《出师表》读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千百年,凡诵读此文者,无不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叹。这不是孔明的无能,而是当时魏蜀吴力量对比的时势使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我们要懂“时”与“运”的关系,要懂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的关系

  家与国不可分,而个人既与家不可分,更与国不可分。只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能有发展前途。有人说,国家可以穷困,家庭可以富裕,个人可以发展。确实,穷国有富家,也会出个别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这只对极少数家庭和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穷国富民,而必然是穷国穷家,穷家穷民,绝大多数是贫穷人。绝大多数人贫困的国家,必然是穷国;穷国,必然是绝大多数人贫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受压迫国家的人民必然是受压迫者。如果在一个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国家,个人卖国求荣依附外敌处于优越的上流地位,或者在一个政治腐败、虎狼当道的政权下,依附权贵飞黄腾达,这两种情况,所谓“好命运”,都应该打入孔子说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另册。

  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了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历史的人,了解中华民族百多年遭受苦难历史的人,都懂当时面临的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权易姓的所谓“亡国”,而是中华民族陷于瓜分豆剖存亡继绝“亡天下”的险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6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开辟了极大的可能性和才能施展的空间。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大变化。

  当然,国家的命运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命运。在阶级社会,个人命运往往取决于阶级命运。而阶级命运则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命运都完全决定于阶级命运。在社会变革中,原来属于统治阶级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投身变革,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在参与改变社会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个人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贵族,有这种人。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读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些辉煌杰出的伟大人物的家世,就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革命之路不是铺满玫瑰花的彩虹之路,也不是革命浪漫曲。历史上“左”的路线曾伤及自己的同志。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更多,包括著名的文化人,有的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但只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有前途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不幸而被推翻。因为在中国,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冤假错案,不管时间长短,最终会得到平反昭雪,还以清白。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但可以忘记历史的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个人与国家、民族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命运完全不同

  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但个人的实际发展如何,不仅会有不同的机遇,更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创造,特别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这两类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相同的改革时代,每个人的具体境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来的同班同学,原来的同事,可以在专业成就、职位高低,升迁快慢、富裕程度以至个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不同的差别。这很正常。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同样是具有个性和不同发展轨迹的现实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为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和向上发展的空间,而不可能保证每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果。但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向而行,每个人都应该有机遇,都应该有希望。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处于比较困难状态,这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是一个向前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时段性的差异。这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以人为本,让所有人的人生多姿多彩、各自发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相信,只要祖国的天空艳阳高照,我们身上都会洒上阳光。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命运,这就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背而行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摆在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对立面,相背而行,蜕化变质,贪赃枉法,成为腐败分子,成为大大小小的老虎和苍蝇。这种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真正应了陈毅同志的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尽管具体的个人命运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由列强主宰中国命运,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了不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命运之转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人,都应为此自豪。看看我们当今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看看那些遍及世界旅游的人数,就明白中国革命确实改变了中国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那么多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乡里的普通人能走出国门、周游世界。这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也是个人命运的改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不赞同关于贵族与流氓之类话题的炒作。其实在旧中国,具有所谓高修养高素质的“贵族之家”有几家?所谓“绅士”精神不就是为数极少的精英人物吗?屈指可数!要知道,当时全中国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都是处于下层的文盲。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为13亿人民的共同富裕,为13亿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开辟了普遍的可能性。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有不少人没有脱贫,我们的教育和人民素质都还有待提高,但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紧握罗盘,坚持改革方向,一定能够为自己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创造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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