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编者按: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时期的爱国学者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不仅对于凝聚民心、团结奋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展现了他们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的坚守与抗争精神。本刊本期推出此文,意在截取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剪影,纪念他们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的特殊贡献;并以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昭示后学。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集体写作,孙少华执笔,刘京臣、马昕、石雷等主要参与撰写及资料搜集工作。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亲历并见证了历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当时,无数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或投笔从戎,勇敢地走上抗日前线;或以笔墨为武器,弘扬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和反抗精神,为中国抗战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书斋到抗战一线

  抗战时期,郭沫若、范文澜、胡小石、陈寅恪、游国恩、唐圭璋、缪钺、王季思、程千帆等一大批古典文学专家都参与到抗战文学活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满怀报国理想,陆续进入延安,成为当时抗战文学中颇具活力的力量。

  “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陈寅恪、郑振铎、浦江清等知名学者,时刻关注战事发展,主张积极抗战。“八一三”淞沪大战,日军攻入上海,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被付之一炬。日军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戕害,激发起了郑振铎先生“遇书必救”、保护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他自觉担负起保存中华民族文献的重任,誓言“要把这保存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将爱学问与爱祖国完美结合起来的崇高情怀。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抗日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邹韬奋、章太炎、林徽因等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高校迅速联合起来,呼吁抗日。上海文化界100多名知识分子倡议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著名人士蔡元培、郑振铎、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83人被推举为理事。当时上海的《文汇年刊》,既是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又是刊发纯学术作品的专门刊物,其中文学部分由郑振铎负责编写。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史哲研究专家积极投身学术研究,通过丰硕的研究成果表达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和书生报国的赤诚之心。朱自清、王力、许维遹、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著名作品,都在此时陆续完成或出版。西南联大空前的学术繁荣,一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战争阴霾,为全国抗战输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书斋学者,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闻一多,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以《诗经》、《楚辞》、乐府、神话等上古文学为主。后来,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处在抗日第一线的爱国学者,即使在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抗战前线,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张煦侯的《通鉴学》就是在淮北苏皖边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的。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为学术研究作出的又一特殊贡献。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从宏观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旧体诗词与其他曲艺形式,成为当时爱国文人与抗战将士抒发爱国情怀、宣传抗战的重要文艺形式。朱德、聂荣臻、成仿吾、吴宓、杨树达、吴玉章、陶铸、吕振羽、李一氓、范长江、阿英、田间、沙可夫等人,都曾参加过不同的诗社活动。当时重庆的饮河诗社,非常活跃,朱自清、缪钺、郭绍虞、吴宓、王季思、程千帆、沈祖缺、萧涤非、曹聚仁、陈寅恪、游国恩、谢无量、夏承焘、浦江清,都是诗社的重要成员。卢冀野创办的《民族诗坛》,专门发表旧体诗词,郭沫若、胡小石、马一浮、董必武、汪辟疆、李根源、黄炎培、章士钊、沈钧儒、古直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文。著名女词人沈祖缺创作了大量爱国诗词,其代表作《涉江词》,反映了真实的抗战情景,这为其赢得了“当代李易安”的赞誉。郭沫若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宣扬舍身报国的牺牲精神,揭露并挞伐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赵景深则采用传统文艺形式,创作出《平型关》鼓词,讴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英勇事迹。另外,在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涌现出大批描述日军在台湾残酷统治、台湾人民奋起抗争的旧体诗作。丘逢甲、洪弃生、连横、许南英、赖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旧体诗人。

  1945年9月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签订投降书,陈寅恪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古代文学成为中国人民最后迎来抗战胜利的重要见证之一。

  国难文学:唤醒民族意识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文学”的编纂活动逐渐成为学术出版界的热点。这个命题的提出,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讴歌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宣扬民族正气,号召人们重温爱国诗词,增强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鼓舞人民奋起抗争。吴贯因的《国难文学》,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选录历代具有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的诗、词、戏曲等100余篇。与“国难文学”相关的其他作品,还有孙俍工与孙怒潮《中华诗选》、邵元冲《军国民诗歌选》、李宗邺《注释中国民族诗选》等。

  “国魂”是“国难文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提振全国人民的士气,激发全国人民坚持抗战、英勇抗战的斗志。邵元冲《民族正气文钞》、王家颧《国魂诗选》、叶长青《国魂集》、李剑翁与袁清平《民族浩气诗文选》、宁调元《民族诗话》、胡怀琛《五忠集》,都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族抗战开始,“国难文学”的表现主题更加丰富,呈现出积极抗战、不畏牺牲、乐观自信的文学风貌。强调“民族正气”和“民族意识”、宣扬民族英雄的选集大量出现。此类作品有陈其昌《民族正气诗钞》、火光波《民族正气文选》、猎人《正气诗钞》、吴召宣《两浙正气集》、卢前(即卢冀野)《民族诗选》等。鼓励从军抗战、宣传爱国和革命精神的诗歌选集也不断涌现,如罗锡岸《从军诗选》、许永璋《从军乐古诗选》、李宗邺《满江红爱国词百首》等。阿英对“国难文学”的贡献甚大,他创作或编纂的以晚明题材为主的戏剧、揭露近代外来侵略的小说,都是“国难文学”中的精品。他的《国难小说丛话》,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起了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他的《中法战争文学集》则汲取中法战争中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抗战提供了思想支持。

  民族文学:追寻民族灵魂

  20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命题,但由于最初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因而受到鲁迅、瞿秋白以及其他“左翼”文人的猛烈批判。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文学”再次被提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为抗战文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民族文学”这一命题,至少有两个积极意义:一个是颂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抗日精神和爱国思想的有机结合,号召国民摒弃人性鄙陋、发扬优良传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民族复兴的信心;另外一个是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重新提振“民族精神”。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提出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三点前提:一是标本兼顾,既要主张激昂慷慨的抗战文学,又要关注忠、孝、仁、爱的传统思想;二是消积并采,既要推崇意气风发的文学,又不忽视那些悲凉抑郁的作品;三是言行互重,既要诵读名人嘉言,又要效仿先贤懿行。

  “民族文学”的主题,就是揭示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学存在的传统,并从中总结历代民族英雄的反抗经验,揭露外族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赵景深《民族文学小史》,重点考察宋、元、明、清的民族文学史,书末附《杜甫逃难》、《戚继光精忠传》、《明末遗恨》、《江阴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等,通过“破家亡国之痛”激发人民的抗争斗志。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论述了宋代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文学发展史,重在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边患”、“倭祸”、“种族战争”、“对外战争”等问题。职是之故,探寻中华民族在异族入侵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和复兴之路,为国民指出一个光明的抗战前景,便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项主要任务。梁乙真《民族英雄诗话》,分别论述“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近世中华民族萎弱的原因及其复兴之路”、“历史上外族侵入中国后的统治政策”、“历史上汉民族反抗异族统治运动的策略”、“民族战争的历史教训”,并论述了宋、元、明、清100位民族英雄的事迹。

  沈薇曾对抗战时期“民族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也从内容与形式上推动了自身的发展。直到今天,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仍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忧患文学:凝聚民族意志

  抗战胜利后,梁从诫曾经问过母亲林徽因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日本人打进四川,他们会如何选择?林徽因以“投江”之志,表达了爱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民族面临着深重灾难的岁月里,很多知识分子首先想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坚定了宁死不屈的斗志。

  抗战时期,屈原与楚辞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原因在于他们遇到了与屈原相同的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政治环境。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又给抗战时期的爱国学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对普通百姓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苏雪林、姜亮夫、刘永济等,都是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的《屈原》、《蒲剑集》、《屈原研究》都努力挖掘屈原的爱国精神,以激励国民抗战。他在《蒲剑·龙船·鲤帜》中说:“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

  与楚辞、屈原研究一样,《诗经》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也非常关注抗战精神与民族精神问题。林柏华《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说:“我们研究民族文学,固然一方面给我们以莫大的策励,但一方面却给我们对先民生活的充分了解。”另外,汉赋、六朝乐府的研究,也与抗战现实联系起来。朱濬《乐府诗中所见之民族精神》,就是重在发明乐府诗歌中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思想”。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亦多集中讨论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陈灼如编著的《晚宋民族诗研究》、陈安仁的《宋代的抗战文学》,都侧重挖掘宋代主战派的抗战文学和晚宋诗人的战斗诗篇。这些著作,对从历史与文学中寻找抗战经验、宣传抗战精神、凝聚抗战意志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明清文学研究,尤其会给读者带来沉重的感受。这是因为,明清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日本的侵略。明代倭寇之患不说,近代的甲午之耻,最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

  历史的启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百年国耻,强烈地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在那场生死攸关的伟大战争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抗战、参与抗战。或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或严词拒绝与日本人的学术合作、积极组织并参与抗战活动,或积极撰写传统文艺作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便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选题也大多与那个特定的时代相关联。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真正与时代、与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出了自己的时代强音,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关于社会的研究,关于人的研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要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喜怒哀乐。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想深入理解作品,就必须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这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究工作者走出书斋,关注抗战,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研究,深深地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精神。相比较而言,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有点边缘化,越来越私人化。这种情况,严格说是背离了文学研究的精神特质的。当我们深情地纪念前辈学者的时候,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今天学者的使命是什么,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传承文明的历史使命感。文学研究,虽然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但绝不应远离现实、孤芳自赏。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普及,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胜利。大家都说,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如果说物质文化是民族的肢体和骨架,那么精神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一个民族离开了根,它的物质再发达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一个空洞的躯壳。在这里,精神文化其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血脉作用。进一步说,这个作用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归根结底,这种“软实力”,要比通常所说的“硬实力”更强大、更耐久。文学研究工作者,理应在这方面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当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历史的重托,仅有良好的意愿还不够,除深厚的知识储备与精湛的学术研究外,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在不久前《文学遗产》“新世纪十年”论坛及其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个问题。刘跃进先生指出,爱国思想对前辈艺术家与学者的创作和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抗战时期,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从而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曾首次提出了“龙”图腾命题;此后,历经众多学者的“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成为时代的强音。正是学者们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够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学术前辈留给后人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依然要倡导这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和人民的理想联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标 签:
  • 民族文学,缪钺,萧涤非,沙可夫,刘永济
( 网站编辑:董航 )
  •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 社 会
  • 党 建
  • 生 态
  • 国 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