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时段”看“改革促进派”

  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间,改革促进派的突出特征是思想解放,勇于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敢于实验

  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渐进展开的,由此决定了干部对待改革的立场和态度至关重要。纵观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改革促进派始终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何为改革促进派?概言之就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者,这是改革促进派的核心特质。当然,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他们又各具时代风貌和历史性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之交的时间段内,改革促进派的突出特征是思想解放,勇于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敢于实验,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成果(或曰改革的“民间突破”)。进一步言之,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影响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南方谈话,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思想大解放,没有这两次思想大解放,便不可能有日后逐步深入和全面的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促进派的突出特征,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解放思想不是空话,必须落实为行动。这就需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反思“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构成、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带来的平均主义、低效率、社会活力缺失等痼疾,勇于开辟新路、“摸着石头过河”,勇于带头或鼓励、保护“违规”的“异端”——实为改革的探索行为,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一步言之,支持和鼓励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顶住破坏集体经济的怀疑和指责;保护和肯定乡镇企业的崛起,理性地看待其发展之初的粗放和“违规”行为;实验“经济特区”,搞对外开放的窗口;鼓励个体经营、允许雇工经营,大胆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尝试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等;勇于打破传统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模式,在高敏感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探索下放权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制度创新;勇于在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中实验新制度、新举措,等等。总之,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中,凡是将中共中央的改革开放战略设想落实为具体行动、落实为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凡是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改革实践中,走在前面,大胆闯大胆试,或者大胆保护不为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所认可的地方实验、民间突破的干部就是改革促进派。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探路人,是改革精神的体现者、弘扬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20多年内,改革促进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破解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大难问题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在此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改革促进派就是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能够破解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在关键的改革领域内取得显著成绩,并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干部。进一步言之,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后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关闭的国门打开后,中国很快感受到了“经济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中国开始“观潮”,并努力加入其中。那么,市场经济改革启动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与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化的世界大潮中,不再是“观潮者”、热身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弄潮者”,需要具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本事。具备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开放思维,对时代变化敏感,对时代特征把握精准,从时代和实践新要求出发,开拓创新,善于谋划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成为改革促进派的必备素质,此其一。

  其二,具备以大刀阔斧的勇气破解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大难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解决之道。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自1970年代末以来始终难有实质性进展,到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在中央确定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后,积极探索中小型国有企业合并、重组、转让、租赁等具体搞活形式,尤其是在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积极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探索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方式,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无疑是改革促进派。再如,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变化并积极进行思想、理念调整,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干部,同样属于改革的促进派。想改革、谋改革,还要善改革。所谓“善改革”当然包含善于抓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善于抓住机遇推进改革;此外还应包括善于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迅速增加,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涉农利益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但其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些在稳步推进改革的同时,在改革的时机、步骤和重点选择等方面,比较科学地考量到社会承受力,妥善地处理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以最小代价换取了最大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干部,无疑是“善改革”者,是改革促进派的“上上品”。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积极推进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方位系统改革蓝图的干部就是当今的改革促进派

  大体上从中共十七大前后,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党在改革战略指导思想上的深刻调整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个新阶段,做改革促进派需要具备何种素质?其特征何在?换个角度讲,时代与实践对改革促进派提出的新要求主要是什么?

  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看,其一,需要对改革的协调性系统性全面性有深刻的认识,需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改革有系统思维和组织顶层设计的能力。因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由经济高歌猛进先行、其他方面跟进,进入既需要突出经济重点又要求同步系统全面推进的新阶段,由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到重视顶层设计的新阶段。改革行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各个领域改革共构共存、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约的局面,并且改革的经验已经积累得十分丰富。如果说,改革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允许并宽容“试错”,否则寸步难行。那么,在走过30年的历程后,改革已经进入到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阶段,更需要顶层设计、“未雨绸缪”,不犯颠覆性错误。

  其二,需要既有攻坚克难的决心、敢于担当的精神、壮士断腕的勇气,又需要有科学缜密的实施方案,突破改革障碍的能力。毋庸讳言,改革初期,旧的体制机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和社会活力,改革必须以大刀阔斧、大开大合的方式,杀出旧体制的重围,“粗放式”改革在初期绝难避免。但是,改革行进到今天,一方面,旧体制机制已经基本上被破除,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源主要的不再是旧体制机制,而是与改革相伴而生的某些新结构新格局,打破不合理的正在固化的利益格局,破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无论是社会利益格局还是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历经30多年的改革已经空前复杂化、多样化了,其内在的关联错综复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容易改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基本上改完了,好吃的肉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这就特别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科学缜密的改革方案。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特别提出要整顿“庸官懒政”。他还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严厉批评公文旅行、繁文缛节,国务院已经通过的一些改革政策却因为“处长把关”难以落地。由此可见部分官员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消极和延误,也可见做改革促进派的重要,做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干部的重要。想改革是首要的,同时还要谋改革、善改革,也就说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通盘评估改革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统筹各方面各层次利益,分类指导,“精耕细作”,稳步推进。

  其三,需要法治思维,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用法律和制度规范重大的改革举措,用法律和制度巩固改革的积极成果。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法治思维是改革促进派的必备素质;同时,制度更具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用法律和制度稳固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改革成果、体制、机制,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强调,各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制度建设,“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积极推进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方位系统改革蓝图的干部就是当今的改革促进派,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便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的干部,就是当今的改革促进派。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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