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四种治国模式

  古代中国,如何治理好国家,执政者曾进行过一系列尝试、探索和实践,其中有四大代表性模式:西汉孝文帝的节俭模式、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宋仁宗的新政模式、明太祖的峻刑模式。这些模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刘恒。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管理国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据《贞观政要·仁义》,李世民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画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
  “五经”之《易经》中的第49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为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赵祯。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当场赐给纸笔,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赵祯“宽仁少断”、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但与仓促上马、预热不够、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深水区,改革若能稳一点,或许就是另外的结果。
  尽管如此,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其治国模式被誉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认为超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峻刑模式——“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他在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一直以来,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虽然《大明律》条款已相当成熟、完备,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吓人”,又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有司滥设吏卒”行为,依律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仅部门领导倒霉,当事“临时工”也要处死。至于“吃空饷”等,在明朝一旦败露,当事人必死无疑。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大多是“剥皮实草”。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先要“枭首”,示众后再剥皮,皮内充填干草,悬挂在衙门两旁,以警告官吏。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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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董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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