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挑剔“一党制”?

    近期,笔者用微信做了一个非专业的调查,让朋友圈里的人谈谈“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做这样的调查,是因为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普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专业人士的意见更重要。

    问题提出后,朋友们的回复中有两条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党员说坚持党的领导可以是因为信仰,但这个理由说给老百姓,会有人听吗?”

    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能够发展中国的民生和民权。”

    用专业的眼光来看,朋友们的回复并不专业,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表达了对党的一种期待,期待党的领导会达到一种什么效果。他们实际上是在回答“如何才能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

    如果换种角度来看,普通老百姓潜意识里都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领导了,剩下的问题自然不是“要不要领导”,而是“怎么领导好”的问题。

    确实,怎么领导为什么要领导容易讨论,但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还得回来讨论坚持党的领导的理由。

    对待“一党制”,中国人比较容易自我挑剔

    手头上有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读本》不仅专业而且权威。在谈到为何要坚持共产党领导时,谈到了几条理由,列举如下:

    1、中国共产党无可替代。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

    《读本》没有说明为何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其实,没有能够挑战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我也可以列出一种比较能站得住脚的:需求产生供给,没有供给反过来证明需求本身之不足。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还没有产生对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说明它是人民可以接受的政党制度。

    2、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如果说第一个观点是现实角度,那么这个观点就是合法性角度了。

    从合法性角度来看,党的领导需要人民的同意,党的执政需要符合法定程序。在大规模的政治社会里,人民的同意是不那么方便表达的,因此人类发明了各种表达方式,有用选票的,也有不用选票的,比如默认、比如不反抗,比如支持或不支持你的对立面等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执政地位,正是人民当时对国民党进行反向选择的结果,所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执政官员通过法定程序来选任,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来实施。所以说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或许中国现在的授权制度还不够完美,但是,放眼世界,哪种授权制度是完美的、是不需要改进的?共产党领导的授权制度和其他的授权制度最重要的不同,正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在路上,中国从来没有宣布政治改革的终结。

    3、党的领导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命运,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领导革命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状态,这个功绩怎么夸耀都不过分;党领导中国快速发展,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个功绩也怎么夸耀都不过分。

    功绩是历史,历史决定现实,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万般说辞不如一做,如果说执政资格、领导资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领导资格和执政资格,也是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最实在的理由。在这个最大的理由面前,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引发的种种诘难和疑问都显得那么小、那么无力。

    读本做了个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

    对“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很少人不认同,如果不认同,对中国的党政系统,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等稍作调查就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在中国社会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个社会单位能避开党的领导,甚至私营企业都避不开。

    但是毋庸置疑,很多人对“中国政党制度是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制度是所谓的“党国体制”,并由此追溯到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人从欧美发达国家看到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并把政党制度与其社会发达程度联系起来,想象一个发达的社会就应该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认为中国的“一党制”代表着不发达、不够政治现代化。

    从专业的眼光来看,以上只能算是推测和想象,这些推测和想象是建立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和欧美国家政党和政治制度一知半解的基础之上的。墙内开花墙外香,中国人生活在一党制下,比较容易看到一党制的毛病,也比较容易注意到多党制的好处而看不到的坏处,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政党制度是政治发展的自然选择

    政党制度首先是历史的自然产物,某国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政党制度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如果从本世纪初中国同盟会和帝国宪政会的诞生算起,中国有正式政党的历史已有近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政党史中,中国出现过多党制,实行过长时间的一党专制,一直到现在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国情紧密相关。

    在中国的各政党产生初期,有两种政党政治发展的思路: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通过对君主制度的渐进改良来建立法治政府,政党政治;二是孙中山的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法治和政党政治。

    君主立宪派的主张由于戊戌维新的失败而没有能够实现,革命派推翻了皇帝专政和满清专政,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国体,然而其孜孜以求的民主政体却因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冒险而没能实现。

    民国初期,政党林立,为数几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政党数以十计,经过分化组合,在国会中出现了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领导)、进步党(梁启超为领袖)、公民党(袁世凯的拥护者)三党鼎立的局面,然而这三党互不妥协,纷争不已,使得人民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令袁世凯实行军阀独裁成为可能,以至其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

    帝制失败后,一方面是政治人物厌言政党,另一方面是军阀割据,彼此混乱,长达22年之久。这次多党政治失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奉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通过一党独裁,实行军政、训政而最后导向宪政的政党政治发展的路线。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国民政府腐败、侵犯人权,对人民采取一味的压制措施,殆于社会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妥协的反对党,中共在农村通过推行土地革命政策而逐渐做大,在抗日战争中又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而获得迅猛发展,从而成为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政治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后期,又涌现了众多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号召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同盟),这些政党在抗日战争中共同发展,相互合作,从而使得中国在战后再次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契机(以1945年重庆多党谈判为标志)。然而这个机会却以国民党政府发动对共产党占领区的军事进攻,内战全面爆发而完全丧失。

    与国民党统治的“党国体制”相比,共产党更为开放,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执政的国民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立起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的变迁与每一阶段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选择。百年政党发展史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克服自身不足

    无论是从学理上分析还是看现实表现,可以说,政党制度无所谓绝对的优劣之分,一党制有一党制的好处,多党制有多党制的好处,过分抬高一种政党制度而贬低另一种政党制度都只能暴露无知和偏见,也完全没有必要。

    多党制的好处在于权力的制度化的制约和平衡,坏处在于容易引发不顾人民整体利益的恶性的政治竞争,导致权势集团的寡头统治。这也就是西方政党制度远看起来很美,近看就会发现一帮寡头在轮班的学理原因。

    按照政党学的分类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允许执政党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并分享政治权力。

    相对于竞争性的多党制,这种政党制度能够有效避免在民主政治发展不充分条件下的恶性政治竞争,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合作性的政党制度和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减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相对于单一党制,这种政党制度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多种参与政治的选择,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利益表达的渠道,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政党间监督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体制外政党的产生,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意义重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强大的学理依据。

    再来看中国政党制度优势的现实依据。

    1、适应中国政治国情。

    中国社会早已形成特定的政治传统,传统一经形成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历史和现实无数次证明,在这样一种政治传统之下,强行嫁接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很危险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以及以其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在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影响下产生,融入大量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能够在中国实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不断推进每天都在打破传统的改革,对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和循序渐进的态度,比较适合领导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2、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持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

    亨廷顿对变革社会中政党制度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参与的剧烈膨胀反过来会威胁政治稳定,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逐步容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保持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从而保证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

    邓小平曾经说社会主义的最大好处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早期的土地改革、公有制改造,还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都涉及人的利益的重大调整,在这些重大的利益调整面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政治权力的集中,是不可想象的。

    国有企业改制靠投票是做不成的,农民承包制度靠投票是做不成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也不是靠一人一票能够做成的。即使能够做成,也需要许久,久得让改革发展事业一事无成。这也是一些外国政要在重大的社会改革政策难以推行的时候时常羡慕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因所在。

    3、党的人民性和科学性弥补了权力集中的不足。

    权力集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比较快速地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做出必要的重大调整,当然权力集中也比较容易犯错误,比较容易滋生腐败,比较容易脱离群众。

    在没有政党对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少犯错误,如何遏制腐败,如何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广纳英才的组织策略、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我批评自我净化的内部治理机制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权力集中的那些弊端,使得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总体保持在良好的轨道上。

    十八大以来的从严治党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党制度自我管理能力的一次集中体现。从严治党能够真正实施表明中国政党制度有足够的能力,在发挥权力集中优势的同时克服权力集中的不足。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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