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建设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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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时代”“格局”都是时空概念。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抓住关键,而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融通,实现综合创新,就是一个关键。

  从轻视家庭作用,到重视家庭建设

  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特别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上,既不要否定尽孝责任,又不要单纯依赖机构养老,而是既要发扬孝道传统,又要发挥志愿服务、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重视家庭建设,也要大力发展专业养老机构。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养老服务方式恰当地组合起来。既有亲情,又有温情,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养老难题的综合模式。

  从熟人社会到“社会化”,再到社区建设

  中国传统上重视熟人关系,又称“强关系”。可是随着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动和迁徙,人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状态的特点,一是依靠社会普遍规则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弱关系”的适用场合更大了;二是个人一方面“原子化”了,另一方面也更加“社会化”了。

  但是,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从削弱农村,片面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城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乡村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社会要转型为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要转型为城市社会,工业产值要远远高于农业产值,大量农民要转变为市民,这些都是必然趋势。但是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虽然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村庄会消亡,但也不能片面地以为就是“赶农民上楼”,而是必须建设大量的“新农村”;不能把现代化过程误认为就是消灭农业文明,以为农业文明都是落后的,而是应该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要建立既有“乡情”(乡村情结),又有“市情”(都市情结)的城乡一体新格局。

  从崇尚平均,到拉开差距,再到逐步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国历史上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又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同时,基尼系数也快速攀升,不到20年时间,我国就从崇尚平均的社会进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按照邓小平当年的预期,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到现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快速崛起了一个财富规模巨大的富有阶层,抑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阻滞了底层群众脱贫,致使社会结构不合理,并且出现利益格局固化的现象。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们要抓住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的有利时机,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下大力气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从补缺型福利,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再到建设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大亮点,是自古就形成了“大同理想”,而且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成为贯穿古今的社会理想。但“大同理想”到底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条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劳动保险制度算起,逐步开启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进程。但由于那时仍主要是农业社会,工业化程度低,加之随后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仅在城市职工中实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长期被排斥在这些制度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加快了制度建设步伐,以 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标志,开始跨越城乡分割的鸿沟;2009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很快就实现了各项社会保险的制度全覆盖。但由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大,制度全覆盖是以“碎片化”的形式推进的,带来了制度本身公平性差、可持续性弱等缺点。

  自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以来,我们开始大力推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这是增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治本之策。随着这一整合进程的深入展开,我国将建立起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福祉将全面增进,人民将更安定、更幸福。古代的“大同理想”与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将成功结合,我们就能够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模式。

  从政府包揽,到社会发育,再到政社良性互动,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世界最大也最复杂的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长期实行政社合一、政企合一,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政府过多包揽,政社不分、政企不分,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力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没有完全理顺。

  近年来,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中,我们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努力补上社会协同和自律方面的短板,重视法律保障。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着重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律良性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抓住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融通、综合创新这个关键,在社会关系方面,亲情与温情相结合,在社会组织方面,社会责任和自治自律相统一,在城乡结构方面,乡村情结与都市情结相交融,在分配关系方面,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在社会福利方面,整合性与可持续性兼而有之,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得益彰。这样,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段。

  (作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阅读延伸

  “福利社会”与“福利依赖”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福利”过于直观的认识恰恰让人容易产生错觉,比如简单地认为“福利社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是最多的享乐;比如担心形成“福利依赖”,高福利吊高群众胃口,造成财政压力,影响经济增长。只有搞清楚我们想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福利社会,它要求国家承担什么义务,每个人做什么贡献、享受什么权利,种种误解才能消除。

  习惯上,福利往往被理解成“免费”、“白给”,但这只是在实行特殊福利时期容易形成的印象。现在进入普遍福利阶段了,福利要面向所有国民,内容也是多样的。所有的福利对所有人免费,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符合普遍福利的性质。普遍福利时代,是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原则,人人(有劳动能力的)创造福利,人人(包括无劳动能力者)享受福利。至于是否形成“福利依赖”,那要看政策是否科学。“福利社会”与“福利依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说建设福利社会,非但没有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要求,恰恰是为基本建成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奠定必要的福利基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来自优先发展教育、增强人民健康、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这些正是“普遍福利”的内涵。

  从实践效果看,发达国家的福利模式,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严重的缺陷,福利国家模式原来标榜的就是高税收、高福利,但这只是表现,不是制度的实质,实质是责任单一化、机制刚性化。现在看来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最影响发展活力的就是高负债率、高失业率,南欧一些国家比较严重。这警示我们,即使将来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了,也不宜照搬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中国13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么大的盘子全叫政府背,背不动;叫个人和家庭自己兜底,也兜不住。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各方合理分担、合力共担。(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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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利,新农村,专业养老,现代社会保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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