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的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和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近年来长征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在网上以讹传讹,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必须坚决予以澄清。

  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2003年,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包括一些知名网站纷纷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实际上,这一说法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当年红军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因缺乏地图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个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其次,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和奔袭,为了调动敌人,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还要追击敌人,来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单向行进,没有走回头路。另外,部分中央红军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被裹挟南下,曾三过草地,朱德就曾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6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广泛征集材料的基础上编辑整理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有一份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根据这个一览表的记载,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计行程是18095里。而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属队走的路程,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走的无疑更长。当年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写道:“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至于那两个英国人的说法,前些年有学者曾将他们与主力红军走的路线加以核对,发现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俩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实际上,4支红军部队由于各自开始长征的起点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样,但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行程达“二万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正如1935年毛泽东所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认为蒋介石为红军长征“放水”。这几年,有人强调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有人质疑这个提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虽在党内负总责,但他很民主,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他不懂军事,也就基本不插手军事。周恩来虽然是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也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他最后还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这件事,中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负责军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实毛泽东是核心。包括林彪后来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军事领导,闹出一场会理会议风波,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是红军的实际领导者。稍后陈云离开红军去莫斯科,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时也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同样是指实际领导。另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对他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长期以来,“飞夺泸定桥”已成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例证,但近年来却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史实。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写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了河里。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意在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实际上,“飞夺泸定桥”并不单指夺桥一战,它还包括了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夺”一词是完全成立的。至于泸定桥是否发生过战斗,以上两种说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说“根本没有战斗”,后者则说“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说“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后者则说国民党把百姓击中掉进了河里。二者的来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价值的应该还是来自敌人的原始档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有一份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时间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红军“飞夺泸定桥”之日。此处“奋战”一词,无疑说明那些否定泸定桥发生过战斗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英国人采访的那个老人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对的,因为正式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下午16时,17时便夺桥成功。由此看来,所有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综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恶意剪裁历史或编造谎言,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必须予以有力批驳,我们要还历史以真相,洗刷泼向长征伟大壮举上的污水,让长征精神永放光彩,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标 签:
  • 长征历史,历史虚无主义,飞夺泸定桥,遵义会议,作战任务
( 网站编辑:董航 )
  •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 社 会
  • 党 建
  • 生 态
  • 国 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