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及其历史意义

  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虽然都深受欧风美雨的思想浸润,但双方的领军人物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人生阅历大为不同。前者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他们谙熟中国历史文化,既长期接受“旧学”(中学)的熏陶,又广泛涉猎“新学”(西学),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较为深刻;后者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充满批判精神,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在他们身上更彰显出革命者的情怀。立宪派清醒地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于社会转型中国家建构的重大意义,努力维护融合诸多民族为一体的统一国家,在政治上失于保守而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深刻地剖析揭示了君主专制的腐败和危害,倡导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着双方思想交锋的深入,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以民族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缺陷和现实问题。1906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由此导引着革命派在民族观念上逐渐转变。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且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学界一般都认为,上述内容就是对“五族共和”的标志性阐释。

  自中华民国建立,五族共和逐步赢得了国内各民族、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其影响经北洋政府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尽管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国外势力的渗透和干预日趋严峻,但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明确表示支持“五族共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国家统一。常安从“五族”与“共和”两个层面进行了客观分析: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立宪派与革命派从汉族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的政体选择,以及排满问题的激烈论战,一直到最后从五族君宪到五族共和的演化,五族共和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学说的衍生过程,清楚地载明了近代中国的先哲们探求多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进程。

  五族共和整合了立宪派五族建国和共和派民主革命的政治诉求,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话语,尽管这一政治主张并没有发展成为体系完备的理论学说,但它深刻地把握了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两个关键问题,即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利益攸关的多民族共同体和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族共和,正是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做出的政治抉择,可以说,五族共和既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先导,又构成了中华民国建国的基本原则,是古代帝制大一统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枢纽。它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代的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对不同族裔和族群的划分有两个典型的观念,即“华夷之辩”和“五方之民”,前者以礼仪教化程度或者说文明程度为标准,后者以地域空间为依据,这两种观点既反映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相互联系,也凸显了文化先进的华夏诸民的民族中心主义。不过,真正影响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却是代表古代先民对自然和社会总体认知的“天下”思想,由此形成的天下一家,确定了古代多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屡经动荡离乱,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和扩张日益加深,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立宪派和共和派在内的主张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肩负起拯救民族与国家危亡的历史使命,并在如何完成这一使命的激烈思想交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初步形成和意义的建构。民国建立以后,颁布施行了一系列体现五族共和理念的法律和政策,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由各民族和社会各界人士组建的社会政治团体,在宣扬和传播五族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理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电文中号召:“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由满、蒙、回、藏、汉各民族人士组成的“五族国民合进会”在《申报》上表示:“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需要指出的是,“五族共和”中的“五族”是一种泛称,是对中国各民族的统一指代)。当时,民国政府还把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贯彻到教育当中,如《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强调:“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一时期,多民族共同体的重新诠释和中华民族的实体建构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正是在五族共和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中华民族从几千年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开始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觉醒,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终究不可逆转,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教育学院,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历史诠释与文化认同研究”〔12D03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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