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人们熟知的名言,现在常有人把它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词之改,看似无伤于原意,其实丢掉了原话的根本精神。

  此语出自明末大儒顾炎武,原话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并且加以区分。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亡天下则是指道德衰颓,人相争斗,社会风气败坏,动乱不安。其二,指出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三,提出维护社会道德,保天下人人有责。

  把国家的安定,政权的稳固,建立在进行教化、提高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是中华文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大智慧和优秀传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三项立国的要素,必不得已而要去其二,则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指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都强调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良好的社会道德是立国之基。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并说明二者的关系,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挥。

  从区分保国和保天下,进而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见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主要是指在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人人有责。这一点对于了解儒学十分重要。有一种认识,认为儒家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为实现此志,只有依附于当时之统治者,出仕为官。这是一种误解。儒家入世,关心时事和民族、国家安危,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然而并非一意追求做官。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志在使天下无道改变为天下有道,周游列国。说“我待贾者也”,“苟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迫切期望有出仕为政的机会。然在不得诸侯信用时,他回答“子奚不为政?”的问题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并非只认出仕为官一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不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其精神在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在追求官位。顾炎武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则是说明谋政保国需要有条件。在位,才有机会参与,即所谓“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则人人有责。突出表现了儒者在道德、文化方面的担当精神。

  顾炎武之后,清代一些儒士发挥“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思想说:

  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此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吴廷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嚮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嚮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曾国藩)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出仕为官、在位谋政,而是不论在朝在野,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处境、条件,自觉担当;不一定要有权力、地位、财富等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

  儒家对于文化的高度自觉的担当精神,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过许多曲折,有过多次易姓改号,改朝换代;有过周边族群入主中原;有过列强入侵,面临瓜分亡国危险,等等。而我们民族能够度过这一切,屹立在东方,几千年古老文明未曾中断,绵延发展,儒家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道德低迷、“仁义不施”、“上下交征利”等不良现象。面对如此危机,发扬“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精神,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传承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保天下”的神圣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走出危机,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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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董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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