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年”与“实年”

    现在流行穿越剧,许多人幻想能像剧中人一样,“嗖”地穿越千年,跟古人交个朋友唠唠嗑。不过如果你还想回来的话,千万要记住两条秘籍:第一,不要问官员年龄,尤其在宋代以后。第二,万一不小心知道了真相,务必淡定。

    年龄好比橡皮筋

    细心人发现,对同一个人的年龄,不同的古书说法不一,不知哪个是真的。事实上,古时官员的年龄就是一根橡皮筋,根据需要可长可短、时长时短,根本没个准儿,有时甚至没边儿。

    洪迈作为高级干部,对官场比较了解。他在《容斋随笔》中透露,咱大宋官员都有两套年龄,一个是“官年”,一个是“实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档案年龄和实际年龄。康熙帝的刑部尚书王士祯则见怪不怪:两套年龄相差十几岁的,稀松平常。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像许多人一样,他在年龄问题上未雨绸缪,还没当官就下手了。那年冬天,范进在广州接受面试,主考官周进问他:老弟贵庚?范进大大方方地回答:学籍卡上填的是30岁,实际年龄54岁了。

    胡屠户时常责骂女婿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就是这么个老实人,把自己的年龄生生砍去24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显然比范进老实,他坦承自己档案年龄66岁,实龄70岁。才隐瞒4岁。洪迈信手点了几个身边人,比如管公安的李提刑七十好几了,档案年龄才65岁。

    假如动手晚、或者改得不到位咋办?找秦桧帮忙。恩人张知州快到退休年龄了,急得团团转。秦桧说这事简单,利用职权调来了老张的干部档案,在上面涂涂改改,减了整10岁!于是张知州继续发光发热到死。

    为了钻政策的空子,有人把年龄往大里改。

    汉魏时期人才紧缺,政府决定从娃娃抓起培养干部,选拔优秀少儿当后备。司马家的大小伙子毛遂自荐,自称12岁,但人高马大,虽然剃了胡子,胡子茬铁青。主考官忍不住问他到底多大,被他一句话顶了回去:个子高是天生的,俺有啥办法?

    古代的“荫子”制度规定,高干子弟成年后,可以直接安排当官,不用挤科举独木桥。唐德宗的宰相李晟有12个儿子,个个年龄飞涨,个个提前多少年就业。最小的儿子只有7岁,也像模像样上班拿工资。有个办事员不知底细,说谁家孩子?外面玩去。小干部的自尊受到极大伤害,拿鞭子把办事员打出了血。

    宋太祖赵匡胤心软,很同情考一辈子的老考生,于是下令,年满60岁、参加科考达到一定次数的,可以直接给官做。这个温和政策的意外结果是,60岁的考生暴增!太祖拿着花名册直纳闷:年轻人都干啥去了?

    年龄是个宝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古代官员热衷于给年龄“整容”,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是当官发财的从政观决定的。

    一是成名越早,做官时间越长,获利越多。年龄造假早已发端,唐宋常见,明清盛行,与科举制度越发成熟有关,与行政管理制度、包括离退休制度的完备有关。

    科举制度虽然肇始于隋唐,但发展和定型则在宋之后,进入官场只此一条路,不能不动脑筋。与科举制度配套的是从政的年龄限制,从周代到清朝,法定退休年龄大多是70岁,也有60岁的。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状元”是常态,中了进士还有漫长的见习期、候补期,没回本就退休回家了,太亏,不装嫩行吗?

    风水轮流转,有时忽然流行“装老”。北宋中后期很关心退休干部,生活待遇比在职的更优厚。于是,过去想方设法把年纪改小的干部,又强烈要求改回去、加几岁,双重得利,甘蔗两头甜。房州的章知州是洪迈的朋友,68岁,档案年龄却是71岁,绝对不是出于谦逊。

    二是在多子多福、人均寿命40多岁的农耕时代,年纪越轻,在婚姻市场上越走俏。伴随科举制度兴起的,是唐宋开始的“抢亲”陋习,一旦有人金榜题名,高官巨贾马上蜂拥上门,半强迫地把闺女嫁给他。新娘的容颜素养、岳父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新科举子的年龄直接挂钩,并成反比。新郎如果风华正茂,那就赚大了;如果属于大龄剩男,这门亲事的满意度就不如预期。对此,范进心情一定很复杂。

    在范进中举前,胡屠户天天抱怨女儿嫁亏了。范进高中后,有人上门硬送了三间房,胡屠户则反复表白早知女婿不是一般人,拒绝了多少富贵人家提亲,让女儿等到30多岁,就等这个乘龙快婿呢。其实,如果范进中举前并未婚配,肯定不是胡家女婿。

    三是年龄作假有利无害,何乐不为?任何不正常的事,如果做起来只有好处、没有后果,就会变得普遍而正常。习近平总书记曾借“破窗理论”阐释过这一重要社会现象。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气愤地说,官员们喝酒聊天,说到自己的“官年”“实年”,态度都很坦然,没人觉得丢人或者不妥。而上面不但不制止,政府公文中也这样表述,这不是君臣之间互相欺骗吗?

    王士祯则深感无奈,他在《池北偶谈》中慨叹,由于上下都不当回事,官员年龄造假已经形成了社会“薄俗”,也就是恶习、坏风气。雍正帝上任后翻看干部档案,拍着桌子大骂:活见鬼,竟然没几个人不改年龄的!

    当作假者以侥幸和蔑视的心态进入官场,意味着第一粒扣子已经错位,今后很难培育起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当政府中充斥着大量“年高德不劭”的干部,行政和统治效率自然低下,遑论官风民风。

    当然,清醒的统治者也曾试图干预过,但很少有制度性的贡献,行为人讨便宜的多、吃亏的少。统治者需要的是维持统治机器运转的工匠,至于工匠的品行如何,即使在乎也不敢得罪。加上国土辽阔,缺乏甄别核查的技术手段,年龄造假这个封建官场的顽症,越往后期危害越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

    忠诚从不说谎开始

    传统王朝社会消失一百多年了,但升官发财的病毒还附着在一些人体内。初心不正,总要出洋相。有个因改年龄被查处的干部辩解说: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这还不如唐代宰相崔造实在,崔造退休后常对孩子们叹气:现在没人送土特产了。

    党和人民首先要求干部忠诚老实,不“作伪”之后才是有“作为”。而忠诚必须体现在行动上,说一套做一套是更严重的不忠诚。如果连年龄这样的客观自然都作假,还谈得上什么忠诚?对组织谎话连篇,对人民群众能有诚信?

    其实即使在封建旧官场,也不乏爱惜羽毛的正派人。

    明代的沈孚闻在42岁那年考取了进士,而超过40岁不能入翰林,超过38岁不能当御史。有经验的人劝他把年龄稍微压一压,因为这两个岗位前途无量,大家都这样做。沈孚闻态度非常坚决:刚当官就欺君?我不干!尽管做了一辈子芝麻官,但他这句话却流传下来,令人感佩。

    宋太宗赵匡义觉得年长的干部稳重有经验,对工作有利。于是很多人便想办法增加年龄,穿着打扮尽量老气。寇准是科举史上少有的神童,18岁就中了进士,太宗想用他,但觉得还欠火候。有个老乡劝寇准托关系改年龄,还带来了让黑发变白发的祖传秘方,他断然拒绝。由于忠诚能干,后来寇准不断受到提拔重用,最终成为一代名相。宋代扎堆出现著名政治家,与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有关。

    彻底清除历史余毒,除了要在理想信念层面矫正权力观,提高忠诚度,还要凸显法规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据刑侦专家介绍,世上没有解不开的锁,因为总有人惦记着。所谓好锁,就是尽量增加解锁难度、延长解锁时间,让人知难而退,不收手必被捉。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并且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开展档案核查工作、建立副处以上干部“逢提必查”制度、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等,都是在打造一把坚固的锁,而且已经初见成效。这些拆解历史迷局的有效战略举措,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

    当年,朱镕基同志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同样的校训,划定了财会人员的职业底线:不做假账。今天,我们实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也应给自己划一条职业底线:说真话、不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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