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精神的由来与发展

  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孙中山的伟大缘于他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之则弱。”在近代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内忧外患情形下,是孙中山先生敢于冒着杀头甚至毁家灭族的危险,率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孙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他一生一直以爱国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国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本来,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以凭此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毅然将自己的安危富贵置之度外,公开向清政府专制统治挑战,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勇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1894年,在上书李鸿章,寄希望于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立即意识到只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兴中会的誓词中,他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在《兴中会章程》里,他又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又更进一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革命动力。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但是当宋教仁惨遭暗杀后,孙中山如梦方醒,始知欲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凯不可,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救国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断地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对内反对军阀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对外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直到临终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国人:要不争地位,不计权力,携手同心,共图救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始终是一位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海纳百川、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他曾明确指出,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如此中国才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同时,他对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不以为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以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这种见解和思想,在孙中山看来“真是谬误到极点”。他在演讲和论著里,多次旁征博引地说明中华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创造能力等方面,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就连在外国的留学生,学习成绩都比外国的学生更好一些。他相信,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去学欧美之所长,”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驾欧美而上之。

  孙中山在海外游说革命,也得到东西方国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在强调对外实行开放主义的同时,始终不忘“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个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在孙中山看来,任何国家都必须尊重民情国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制度、习俗和思想文化来改造我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认为那些“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的留学生们,将有“引欧美以乱中国”的危险。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在确信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只能顺不能逆的同时,坚定地主张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必须因应各国的具体国情之异而异,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在认识和实践上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县翠亨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如同旧中国农村中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幼就参加劳动。“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受苦的农民大众始终抱有真挚的同情。他后来多次对宋庆龄说,从小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也正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使孙中山从对农民的同情出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农民大众困苦生活状况的意愿和振兴中华的思想。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为父母和乡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和痛苦。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在家乡,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5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美丽和贫困,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线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一切都依旧令人窒息。有感于此,孙中山在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国学、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一些改良乡政的活动,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后来甚至致书乡贤郑藻如,希望这位退休的洋务官员在家乡带头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然后在各地推广。他相信农业、禁烟、教育三件事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早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就说,他主张推翻清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贫困、国家积弱的祸根。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动机,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机,振兴中华。

  孙中山还十分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来表达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与权力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对于如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认为应有世界眼光,开放心态,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尤其是以“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目的的革命党人,更应该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并一再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党不要钱,要钱的不是革命党”。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类社会天天进步。在孙中山看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就顶好的人格。他相信,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必然进步。

  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并强调:“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应当让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权”可以充分管理国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国家事务的“治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这样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众人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是孙中山民主民权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体表现。

  尤为难得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除个人廉洁自律,始终“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外,孙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既不结党营私,又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1912年2月,广东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粤督任重”,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与政治”,“决非所宜”。1922年,孙中山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有人不同意,因为此人曾向袁世凯检举过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释说:“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的消息,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

  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孙中山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所谓“顺应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孙中山看来,就是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成为时代风潮的引领者,社会进步的赶路人。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生一直不断地学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日日趋新。其一生最大的嗜好是“革命”与“读书”。他常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他认为革命党就好比为一个国家的医生,医生没有知识,怎能为国家治病,多次告诫革命党人,读书贵在有恒,知识积累越多,就越能服务于革命和建设,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他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人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他一生从不停止探索的步伐,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张,从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和进步学说,总是审时度势,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

  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还是艰困危难之际,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早期,他想借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的官僚来改良乡政和建设国家,但在《上李鸿章书》得不到回应后,便很快转向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来,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和西方民主政治得失之启发,以“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作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但是,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力主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欧洲强国之本”和“治国之规”,学习西方“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兴物利民”“地尽其利”以及“恤商”“保商”“兴农务”等方面的经验,在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中,寻觅“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而又停滞不前的中华文明重获新生,使落后挨打的中国“格外振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又积极筹划和参与民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到处演讲,宣传实业救国,主张修铁路、改善民生,构筑了《建国方略》,提出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把中国民主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孙中山在谈到自己的革命活动经历时曾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甚所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后发动了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可谓屡败屡战、从不气馁;辛亥革命后,又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坚决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民主法制,确保民生幸福,敢于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可谓愈挫愈奋,从不放弃。一生失败多于胜利,挫折多于成功,但他一直负重前行,乐观自信。他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孙中山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乐观自信的奋斗精神,也得到了国共两党人士的高度认同。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分沉痛地表示:“我们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这真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为了创立独立自由的国家,保护国家及民众的利益,孙中山先生虽屡遭挫折,但从不退缩,从不放弃,始终坚信只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事实上,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和暂时失败,都未能动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1925年12月孙中山到达天津时,段祺瑞政府派了叶恭绰、许世英二人为代表到天津迎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他们时,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国信”、召开“善后会议”后,极为愤慨,对着两个代表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并表示“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革命了!”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参加辛亥革命的吴玉章颇为感慨地说:“中山先生那种忍辱负重、坚持革命的精神,使他在屡次革命失败时不灰心、不气馁。相反地,常常引古话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作为教训,不屈不挠,再接再厉。”

  (作者: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教授,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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