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等国际场合，多次提出要“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这些高频词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主张。在多边主义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已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案”。
以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凝聚多边合力，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治理，是战后国际关系良性运转的经验总结与历史启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贸易战、货币战争夺激烈，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被迅速确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有效推动各国合作，使世界经济在较短时间内企稳复苏。国际制度一旦建立，伴随着自身规则、制度的探索完善，将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自在结构”而存在，在对国家权力行使形成一定限制的同时，还会在客观上促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呼吁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在过去70多年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在直接威胁各国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还重创全球经济，导致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但部分国家的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法，极大地制约了公共卫生、经济等领域全球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甚至使处于转型变革期的全球治理体系大有陷入无序混乱的风险。多边主义的基础发生动摇，已成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因国际权力结构变化而要求更平等制度地位与话语权的努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性改革长期迟滞。加之，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迅速蔓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所要求的减少对全球、地区事务的领导与参与，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政治影响。在“美国优先”等具有明确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冲击之下，具有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属性的多边主义制度安排，面临供给不足、功能弱化、资金短缺、争议不断等一系列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今天人类的抉择将会影响未来的历史。面对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合作，更需要推进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变革，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无论是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内推动存量改革，还是积极探索增量创新，都应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近年来，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制，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无意争夺世界霸权，前述努力既是立己达人、互惠共赢的举措，也是顺应在多边主义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必需。
着眼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首先应更好地与国际格局演化相适应，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全球治理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背靠的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一超多强”格局，因此形成西方占主导的、事实上的“半球治理”模式。但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国力显著提升，欧盟和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对美国离心倾向日益增强，力量对比更趋均衡、政策制定更趋独立的多极格局逐步确立。加之传统大国“多极”之外的非极力量，不仅行为体类型渐趋多元，能够享有和行使权力的领域、作用与影响力也进一步凸显，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失衡与不公正问题日渐突出。全球治理转型应体现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切实改变全球治理机制下长期存在的代表性、合法性不足等问题，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在多边主义制度框架下，为解决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平等协商合作。
其次，应继续加强在全球、地区层面的制度化改革与创新，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二战后，人类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国际制度建设进程。目前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国际制度框架，既作为现行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也是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抓手。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公共卫生风险等全球治理议题兴起，与原有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织，在相当大程度上增加了世界各国间的博弈频次与治理难度。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关涉全人类福祉和前途命运的挑战面前，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应该被超越，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唯其如此，方能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丑则静，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