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去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供需两端共同探讨的热词，但其市场化探索似乎并没有走多远。
非常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现在却由非常不专业的人在做。
真正要产生“落地”效应，其实需要一个促进“政产学研”有效合作的实体平台。
从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到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再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出台，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日益完善。
2017年年初，科技部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该文件主要是针对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进行鉴定的制度安排，此举当时也被认为释放出“科技成果评价由市场决定”的积极信号。两年过去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供需两端共同探讨的热词，但其市场化探索似乎并没有走多远。
“我们有那么多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而市场需求又那么强烈，为什么多数没能成功转化？”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事业的朱希铎的发问，正是人们所困惑的。
存在诸多问题：缺“设计”、没“帽子”、无法“经纪”
作为北京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的主任，朱希铎对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从产出来看，科技成果以一个个具体的技术为存在形态，但是从产业应用端来看，企业却需要技术的集成、跨界融合以及全方位的资源整合。
“如果技术的融合度不够，项目多难以实施。此外，项目的完成除技术成果之外，还需要许多非技术的资源。这类问题不是一个企业的单一问题。”朱希铎说。
“当前，很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都在找科技成果转化的感觉。”朱希铎说，“社会各界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也比几年前清晰了很多，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但是，现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空白。”
“非常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现在却由非常不专业的人在做。”朱希铎直言，“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是典型的高端技术人才，但是当前没有一个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干这行的现在不是人才，为什么？因为‘没帽子’。”
对有人提出“科技成果经纪”的概念，朱希铎并不认为这一形态在当前我国的科技转化市场上具有可行性。他表示，“国外的‘技术经纪人’业态是建立在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但是中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国际意义上‘技术经纪人’的生存环境，很多地方不规范，没有充分进行市场化培养，中国现在的成果转化还不是‘技术经济’，而是‘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与‘经纪’相比，‘服务’要干的事更多。”
探索之初的困惑：“一冷一热”、怎么写、怎么用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号召，组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之后，“怎么写”、“怎么用”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对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之路颇具借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系列活动可以称为1.0阶段。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刘芳向《中国科学报》介绍，“‘大讲堂’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举办了31期，每期关注的领域都是可能会引领巨大产业颠覆的一些前沿技术。”
所谓前沿技术，朱希铎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看来必须把握好“冷”和“热”两个“度”，即必须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和社会需要关注的话题。
“一类是社会关注的‘过热’的话题，需要理性化；一类是社会需要关注却没有引发关注的‘冷’话题，技术有很大进展，产业前景广阔，但关注度不够。”朱希铎解释道。
记者了解到，每一期“大讲堂”的标题几乎都形成了固定格式——“×××产业技术前沿及其应用”，强调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成为系列活动必需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这种题目的“固定化”正是对重大高科技产业技术转移转化探讨的一种坚持。
三年的“大讲堂”延续下来，不乏相关产业从业者与技术专家建立了后续对接，但朱希铎坦言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他忍不住感慨，“这么好的题目，以‘大讲堂’的方式推介，传播力度还是太小了，显得杯水车薪”。
“没法发酵、没法放大”成为朱希铎心中的遗憾。“太该做了”的共识和活动之后“只是感慨，没有转化成行动力”成为这种技术转化形式探索中最大的矛盾。
刘芳也表示，每期大讲堂用3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些探讨，但这只是推动技术产业项目的动员和开始，“哪个领域都有高技术，但是要变成产品，需要复杂的过程”。
路径逐步明晰：“没钱”也能“接得住”
“现阶段科技成果转化落在哪儿？很大一部分需要落在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上，而不是政府减点税、给点补贴，企业单打独斗自己升级。”朱希铎认为，企业单打独斗很难完成技术升级。“今天的企业升级都是系统工程，这是普遍共性问题，这也基本说明了科技创新应该从哪儿发力。”
朱希铎告诉《中国科学报》，“企业问题是企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而产业问题则是产业内多个企业遇到的共性问题。单独解决企业问题并不能解决产业问题，还需要解决产业面临的共性环境问题。”
打造产业环境成为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探索的2.0版。在朱希铎看来，不打造一个技术升级平台，单凭“大讲堂”，产业前沿技术很难落实。
以石家庄为例，这是一个生物医药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但这里的企业多停留在较初始的发展模式中，面临一系列技术升级的需求和难题。朱希铎表示，在石家庄开一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及其应用的“大讲堂”剖析这些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每个企业的问题都很复杂，如果真刀真枪彻底解决，企业‘没钱’，如果细枝末节地去解决，又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么“没用”，要么“没钱”，这种情况下，朱希铎开始思考探索新的模式。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能与石家庄政府合作，由政府出面整合资源，搭建一个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邀请各个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专家、医药投资专家等联合形成专家团队，这就变成了一个产业共性技术升级创新服务的实体平台。
“但有一个条件是，政府需提供办公场地、挂牌。此外，政府要通过引导基金给予支持，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再整合社会投资基金。”在朱希铎的设想中，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也有了考量，如此一来，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形成了闭环。
“政产学研相结合并不只是开会或者搞个联盟大家签字就行，”朱希铎表示，真正要产生“落地”效应，其实需要一个促进“政产学研”有效合作的实体平台。“这其实就是当前我国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难题所在。”而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就变成一个政策体系、资源体系、科技体系、资本体系融合在一起、“政产学研”相结合、真正可以落到实处的实体。
那么，已经形成经营惯性的企业愿意通过尝试这种“政产学研”实体平台孕育出来的产业共性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吗？朱希铎表示，通过他们的调研，“企业非常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