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徐永吉副司长发布了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
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应准备。
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统计数据看，2018年我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数3.2%；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82人，占13.5%。以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赴美留学情况确实拉响了警报，但情况还不算太严重。虽然拒签比例有所提升，但是如果留学基金委能够大幅度增加派出人数，还有可能保持赴美留学人数大体稳定。
徐永吉副司长在答问环节算了一笔账。他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8年公布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2017/2018学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为36.33万人，占全部国际学生数量的33.2%，同比增长了3.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了近13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其实，139亿美元是一笔小账。在教育经济学中，根据知识领先程度，国家大体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领先国，一类是知识追随国，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比如，中国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是知识领先国；但是在中美之间，中国则是知识追随国。研究表明，知识追随国可以从知识领先国的知识传播效应和知识溢出中获得后发优势，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这次贸易战情况和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的技术封锁看，我国虽然在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多发了“三五篇”SCI文章，但本质上仍是知识追随国。从战略高度，对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
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作为穷国和知识追随国，我国如果要获得更快经济增长，必须有效提高知识传播系数。提高知识传播系数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突破知识领先国的知识出口管制。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一份法案，拟限制部分中国公民赴美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这一法案的本质就是美国的知识出口管制。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留学预警，广大学生和学者错误理解了留学预警的本质而不去美国留学，那么反而配合了美国的知识出口管制。这是未经深思的天真反应，因而格外危险。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美国部分国会议员要立法限制中美之间的学习和学术交流，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派出更多中国公民赴美学习。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只统计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出人员数据，这份数据其实很有局限。局限处在于，中国还需要更多民间基金会、大学基金会参与资助学生赴美留学，短期目标是使得在美国高校注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增加到50~60万。为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国内自身政策，采取措施清除赴美留学过程中的本土障碍，在教育领域以更加坚定的改革开放步伐应对美国的知识出口管制。笔者2013年11月21日曾在《中国科学报》刊发文章《正式引入SAT考试时机已到》，目前，这一建议并未过时。
当然，美国只是留学的一个目的国。高校应该在英语之外，以辅修方式为各学科同学们提供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俄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韩国语等丰富课程。由于各高校语言学科设置不完备，因而特别需要跨校提供辅修课程，以方便并引导学生积极到其他知识领先国去学习。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可以向北京周边所有高校开出各类语言的辅修课程并颁发辅修证书，让北理工、人大、北大、清华、首师大等高校的学生去学习。
作为知识追随国，提高知识传播系数的第二条途径就是努力提高自身吸收外来知识的能力，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坚决投入国际化进程的核心理由。在这方面，高等学校可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1.聘请国外教师授课，特别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由于国外学者正常学期也要在本校开课而难以外出，因此高校需要以暑期学校为平台聘请外国教师开设课程，这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举措。目前，很多大学尚未举办。2.使用原版教材，直接把学生带到知识进步最前沿。3.坚定不移地将提高学生多样化的外语能力作为教育重要目标，继续鼓励教师用“双语”教学。4.应当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知识领先国，在学历、学位和学分方面实现相互协调和认可，促进多方面对先进知识的吸收。5.积极派出教师、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短期互访，直接吸收最先进的知识。
此外，积极促进中外信息交流渠道的通畅，包括互联网和图书情报交流等，是我国提高知识传播系数、突破美国知识出口管制的另一项战略举措。
（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