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型城镇化释放经济增长动力

  面对连续4年多的经济下行风险,我建议国家下决心推进小城镇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6年里,建设好5000个县城和重点镇,解决饮水安全、道路硬化、垃圾处理和生活能源自给等问题,在全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格局。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从农民、农业和农村找到突破口,需要打破惰性思维,克服本领恐慌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有关部门的习惯性思维依然是铺大摊子,优先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群”“经济带”倾斜;省一级也是照葫芦画瓢,优先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从上到下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事实上,我国91%的国土面积、73%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郡县治则天下安”。

  对于小城镇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很多官员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应对,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批评说,“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从世界格局来看,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倒逼我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城市转向农村。客观地看,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在浙江、江苏和广东这些相对发达地区看到,引进一个品牌企业、一所知名学校、一家特色医院,或者建设一个特色市场,就可以把小城镇搞得有声有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小城镇的道路、桥梁和房屋建设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直接拉动水泥、钢材、建筑、装潢、冶金和机电等行业;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小城镇能够引领现代生活,改变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现代家具、电器、互联网乃至汽车进入农民家庭,实实在在地促进农村消费上一个新台阶。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从农民、农业和农村找到突破口,需要边破边立,着手制度设计,尊重基层经验

  我国现有建制镇总数1.9万多个,与国家经济总量提升、社会事业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息息相关,是城乡和工农连接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神经末梢和服务载体。我建议牵住这个“牛鼻子”,从几件大事入手,先打破眼下僵局,再循序作出自上而下、以难带易的顶层制度设计。

  第一件大事是协调扶持政策。中央和省里现在都有支持小城镇的积极性,但大多集中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畏难情绪。各部委的扶持配套政策协调性不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一直形不成协调联动的合力。

  第二件大事是提高规划水平。小城镇规划水平不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目标定位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省、市、县、镇各级规划不衔接。有的规划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有的规划可操作性不足,缺少有效实施手段。

  第三件大事是充实地方财力。从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对市、县(市、区)两级的财政分配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大部分县(市、区)财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省实施的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环境建设项目,一般都会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投入,造成地方财政风险偏大,社会资源利用不足。

  第四件大事是支持改革试验。乡镇传统管理模式涉及行业较广、部门较多,与市场经济不匹配,很多制度性难题有待突破。正在摸索中的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减免,在目前还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很难适应改革所带来的资金来源变化,很难适应人、才、物管理模式的变化。

  第五件大事是形成增长机制。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改制为民营企业,就地消化农业转移人口的传统模式发生了变化,通过乡镇政府办企业、以工哺农、以工兴镇的机制已经衰退,但新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同步形成,产业同构的问题比较普遍。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关联度高、影响面大,是一个大棋局。走对了,整个国家就可以走上由内需主导的新常态增长轨道,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突发性国际风险和国内挑战。我相信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30年甚至50年,这都是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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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杨鹏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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