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为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当前,要特别注意我国社会心态中的一些问题和倾向。

  多层次、高标准的民众需求挑战民生工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提出把民众幸福作为政府执政的理念,纷纷提出打造“幸福××”的口号,各级政府编制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许多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通常把百姓生活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但是,令许多政府官员苦恼的是,政府民生工程的推进很难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

  如果按照心理学中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从生理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爱与归属等社会性需求满足,尊重需求的满足,一直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是一个不断得到满足,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多数民众的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或部分得到满足,但满足了温饱问题的民众对生理需求的标准提高了,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舒适的住房条件、良好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这些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时出现,每一项都不容忽视。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需求成为民众反应最激烈的需求,同样,人们的安全需求也需要更高标准地给予满足。安全感调查中,人身、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的基本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如这些年来,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焦虑、环境污染焦虑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情绪,同时,民众对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环境污染或担心环境被污染而引发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其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加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差异化,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呈现差别化,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已经成为新的必须给予满足的需求,这些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虽然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不同表现,但这些更高层级的需求与那些提高了标准的低阶需求会同时出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矛盾就会不断爆发。多层次、更高标准的社会性需求将给未来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社会不信任的扩大化、固化,成为群际冲突、社会矛盾的温床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2010年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虽然2014年我国总体信任水平有所提升,但当前社会信任问题仍不可忽视。

  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不需要小心提防,但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信任的比例更少到只有2到3成。对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不安的相互提防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正逐渐固化为我们的社会性格,长久下去将会形成一种不信任文化。

  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在2011年的社会信任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很大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一些司法机关执法者不严格执法或违法乱纪,一些不法商人和医生见利忘义,等等。根据对发生的舆情事件的分析,地方政府的粗暴强征、强拆成为排在网络第一位的维权事件,涉警涉法事件紧随其后。许多事件使得本已陷入困境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信任也扩展到跨越这些关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贫富之间的不信任。

  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社会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培养基。如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因担心信息公开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掩饰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不惜以公权力的失信为代价,编造事实,导致民众对其信任降低。其结果是,社会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处理不当又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进一步陷入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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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杨鹏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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