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动发起的口号看，“占领华尔街”直击问题的要害，看似边缘的人士搞出这样一个草根性的运动，现在突然变成了全美重大的活动中间有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闹呢？华盛顿是美国司法和立法的中心，但是他选择了华尔街，说明美国人搞明白了，在三权之外还有一权叫金权，所以他们把金权作为主要的和直接声讨的目标，说明美国民众意识到整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所涉及到的很多问题，不仅是我们看到的一团散沙式的，似乎没有纲领。但在中间酝酿着真正抓住问题要害的地方。【详细】 

　　次贷危机后，美国会去年通过了加强金融规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但华尔街以其强大游说力量施压国会和政府，长时间的博弈妥协，减弱了法案力量，大多措施推行时阻碍重重，以至民众强烈不满，酿成民间对“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巨大支持。

　　从大局看，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也是这种某些行业和某些团体过度扩张的结果。富裕阶层愈有钱愈有实力，就愈能影响政府和国会，经济上的强大带来政治上的话语权，带来更大利益，从而再进一步影响决策。也就是说，金钱和大企业操纵政经，当权者不再为民作主，而是愈来愈偏向富有阶层。

　　美国的民主选举，从来就不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但当金钱的作用大到平民愤怒之极拍桌而起时，强调减少金钱对选举结果影响就成了当务之急，促成必要改革。【详细】

　　华尔街交易员的薪酬仍然远远超过脑外科医生。据招聘人员估计，从业10年的石油交易员今年很可能赚到至少100万美元，而具有类似工龄的神经外科医生今年薪酬不到60万美元。

　　拥有十年交易经验的并购银行家实得年薪约200万美元，这相当于具有类似资历的癌症研究人员实得年薪的10倍以上。

　　然而，许多银行家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足够的薪酬。

　　在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华尔街八大银行拨出约1，300亿美元用作员工的薪酬福利，这足以给每位员工这九个月的工作支付121，000美元以上。这比四年前——即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同期都有所提高，那时这八大银行总计拨出1，130亿美元，足以向每位员工平均支付114，400美元。

　　以美元计算，自2006年同期以来，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Corp.）、花旗集团（CitigroupInc.）、瑞士信贷集团（CreditSuisseGroupAG）和瑞银集团（UBSAG）的员工平均薪酬有所增加，而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AG）、高盛集团（GoldmanSachsGroupInc.）、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及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则有所减少。

　　“总之，投资银行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认为，他们工作更加努力而且承受的压力更大，”华尔街著名猎头公司BoydenGlobalExecutiveSearch常务董事珍妮·布兰托佛（JeanneBranthover）说，“许多从业人员认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薪酬。”

　　这些经济奖励的依据是什么？

　　约翰·卡西迪（JohnCassidy）在发表于《纽约客》（TheNewYorker）的一篇题为《华尔街好在哪里？》（WhatGoodIsWallStreet？）的文章中，曾询问一位银行家他及其同事对于在美国大多数人生计维持之际自己却能获得高额薪酬有何感想。

　　“许多人对此并不在意，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位银行家回答说，“他们说，这是市场规律，这个市场仍然是开放的，我会尽我所能出售我的劳动，直到不再有人愿意购买为止。”但请问，你对此如何看呢？“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确实创造了价值，”他说，“但从非常有形的意义上说，这不像是找到治愈癌症的疗法那样，并非一种生产价值。我们是经纪人。我们对交易双方进行撮合。这并非一个非常崇高的行当，但我想不出任何不需要经纪人的高层经济。”

　　这位[银行家]说的没错：华尔街银行家创造了某种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足以证明他们所获得的经济奖励确实合理呢？在2010年的前九个月里，六大银行实现的利润不过350多亿美元。【详细】

　　这次抗议活动表明美国社会在分裂，不仅表现为国会两党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在加大，还表现为美国社会群体的两极化。

　　两极中的一极，就是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他们代表弱势的群体，而另一极则是保守势力，最极致的代表就是茶党。茶党运动的出现是对一位非洲裔人当美国总统、对他的改革的反弹。在美国贫困人口上升到4,620万人之际，茶党主张减少对底层的救济，这势必会激化矛盾，使美国加剧两极分化。日前，就有英国媒体刊文对比相距不到2公里的纽约第14、第16国会选区，强调出现了“一个分裂的美国”。文章称：“来往于这两个区，就像从一个奢侈的世界到一个充满恐惧和贫困的世界，而乘坐地铁，它们相距仅10分钟左右。”【详细】

　　如今的美国，则如一系列民调所揭示的，大多数选民实际上是温和的中间派，愿意并希望接受各种妥协，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在总体上社会还是相当和谐的。但是，政治家们则把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方的事情搞砸，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结果，在债务上限这种本来走个形式的小问题上，也互相把政治对手当人质，手法形同恐怖主义。这导致了正常的政治程序的失灵。最终逼得社会不得不走向极端主义。

　　举例而言，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民主党倾向于增税，共和党倾向于消减政府开支。经济学家们算来算去，发现单纯增税或消减开支都无法清理债务。如果两党妥协，共和党同意增税，民主党同意消减开支，这样双管齐下，债务问题就解决有望了。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主持人问是否有人同意每消减10美元的联邦财政开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税，主要候选人竟没有一个敢支持。固然，减税在理论上能够刺激增长，进而增加税源。但这种增加，往往被夸张了四倍，属于画饼充饥。从战后的历史看，高税率的五十年代是高经济增长期；布什主政的8年税率最低，经济增长最慢。怎么能假设一减税经济就增长，然后把所有政府的财政建立在这种违反近期经验的假设上呢？这叫什么财政责任？

　　共和党这种一步不让的强硬立场，使两党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不可能。堵死了妥协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这还叫什么民主政治？【详细】

　　华尔街尽管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打击，但并没有让美国政府由此下定决心“改造华尔街”，反而出手相护，输入了巨额救助金。而对于其他行业，如汽车制造业等，则未得到“大到不能倒”的政府“礼遇”，最能吸引就业的制造业最后成了真正的“输家”。可见，美国持续的高失业率，根在于重金融服务业、轻制造业的痼疾。

　　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正逐渐显现。与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一样，美国多数家庭长期以来也习惯于举债消费。储蓄不足使美国人对经济萧条的承受力很差，经济衰退迅速演变为社会不满。经济迟迟走不出困境，使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衰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Wide-Bridge）撰文指出，美国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这一制度是整个政府的根基之一。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复杂而阴郁的情绪，焦虑、悲观、羞愧、无助并且戒备心强。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困境。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事实表明，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美国一向引以为傲、一直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光环黯淡。【详细】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的确是一场金融危机。然而，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体系陷入危机，金融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应该质疑金融工具，而应该质疑那些金融精英的能力与信誉。能让整个金融体系瘫痪，这些精英不是愚蠢，就是不诚实，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因为一己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

　　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一种真正的体制上的危机。与这种危机相比，金融危机根本微不足道。试问，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否在平息危机的同时，让危机的始作俑者承担相应责任？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根据现行法律，金融危机中相关人员不负任何刑事责任。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系中，缺失了界定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呢？难道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是一丘之貉，在同流合污？

　　于是，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开始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危机。当时，很多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惩戒留下这个烂摊子的精英人士，然而最终并无下文。在大量注资以稳定金融体系后，政治精英默许金融精英继续管理金融体系。

　　这继而引发了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由于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茶党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了。他们密切关注政府为刺激经济、稳定金融体系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尖锐地指出，这些措施将会把美国拖入新一轮危机，这次将会是债务危机。茶党的观点似乎有点过激，但也不无道理。的确，通过大量举债和过度集权，政治精英们是暂时解决了金融问题。在茶党看来，政治精英们利用金融危机将过多的权力集中于政府，而过度举债则造成了他们对金融体系的管理不善。【详细】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9年一期封面文章中称，“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毫无疑问，不是。奥巴马总统的改革有社会主义元素吗？毫无疑问，有”。在奥巴马的改革措施中，对通用的破产保护、对金融机构的改革，无不折射出其社会主义特征，还有奥巴马力推的医疗改革，以政府之力建设“人人有医保”的社会，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理念。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一股向右转的趋势悄然形成，右翼希望对企业和富裕阶层进一步减税。可见，麦卡锡时代是短暂的，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不是禁忌，美国人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奥巴马当政以来，共和党处处与他作对，征税问题就是一例。一年多来，对富人增税是奥巴马经常提到的话题，但遭到共和党极力反对。共和党人反认为美国领取政府救济的人太多了，要削减政府化在社会保障和福利上的费用等等。共和党人的这种做法恰恰侵犯了底层民众的利益。

　　按美国现行征税办法，原本普通中产阶级支付的税率大概为15%或25%，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级富豪大量进行投资活动，而投资收入应交的税率不超过15%，比工资收入低不少，因此很多富人交的税率低于一般中产阶级，如巴菲特交的税就低于他的办公室雇员。

　　10月4日，华尔街抗议活动已扩大到纽约豪华住宅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指出，美国富人已感受到逐渐升高的仇富趋势。美国失业率超过9%，许多家庭忧心下一餐没有着落的同时，社会中“超富”阶级依然故我，自然会引发社会不满。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不可低估美国贫富差距加大，以及“仇富”心理扩散在未来选举中的力量。诸多迹象可见，共和党越来越走向富人。基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越来越担心自己脱离中产的时候，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他们就会进而要求政府改革社会公平机制，这恐怕还得指望“求变”的奥巴马，那么届时这股力量就很可能改变美国选举走向。【详细】

　　这一次的游行主要是让政府看到人民的不爽。经济危机以后，全美国或者说全世界99%的人的财富都缩水了，只有1%的人的财富始终上涨，这1%中大多又都是银行家，所以华尔街就成了众矢之的。

　　我从10月4日开始，参加了7天游行，打算明天晚上去露营。7天下来，我发现越来越多不同方向的人都加入了进来。最开始就是那些叫喊着要给富人加税的人，后来像是女权运动分子、环保人士、社会主义者、信仰宗教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后来加入进来的，借这一次的游行，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碰到一个宣传禁止核电的人，把我当作了日本人，主动找我说话，想和我谈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听说我不是日本人还很失望。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后来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诉求来的。

　　但是每个来游行的人，他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是要求给富人加税，有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和华尔街同流合污；还有的人是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有的人则是反对派。每个小团体可能都有一个统一的诉求，但是一千多个团体在一起，口号、要求就显得挺凌乱的了。但好在每个人的观点都各不相同，可大家都比较温和，如果你稍微表现出稍许支持某个人的观点，他就会很高兴。即使出现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也不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这次游行的组织形式很不错，分很多部门管理外来的资助物，还有一个部门是管理信息的，收集有多少人来参加游行。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游行文化。

　　随着时间的拉长，游行逐渐更人性化，经常推出很多新的表现形式。比如一开始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话、演讲，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是为了展现像是绘画、雕塑、戏剧、人体彩绘等很多种艺术形式。每个人都用自己特殊的形式贡献想法。【详细】

　　占领华尔街行动面临主流媒体、甚至传统左派的主要批评，是他们缺乏具体的目标与诉求。然而，这个模糊与暧昧性正是这群抗议青年一开始所要的。

　　最早发起这个运动的杂志Adbuster就说，“在运动成气候之前，提出具体目标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开始的目标就是占领本身——占领意味着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产生特定目标，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体不停地问什么是目标，他们错了。”意思是，抗议青年们意欲透过“占领”本身形成一场对体制反思的运动，并且在占领过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讨论问题、目标与策略。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民主实践。

　　然而，这群青年安那其并非没有目标，他们要传递的讯息其实非常清楚：是美国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失灵，一如他们的主要口号：“我们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众，而我们无法继续容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贪婪与腐败。”

　　所以，占领华尔街的青年们有不满的方向与目标，只是缺乏改革的具体政策。但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满是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如1968年法国街头的反叛青年，或者1999年西雅图街头上的反全球化青年，他们对整个体制不满，并且未必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其实是有五花八门的提案），但他们追求的是去“想象另一种可能”，并且要透过广场进行直接民主的讨论，去落实这种想象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识。

　　普林斯顿大学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说，这场运动的意义不是去谈一堆政策建议，而是一场“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或者如一个参与者所说：他们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体制的根本问题，而不只是讲出症状；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给出答案的运动，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更何况，提出立法方案并非抗议者的责任，而是相关决策者。

　　当然，一场缺乏具体目标的抗议运动最终可能只是一场浪漫的激情；要改变世界的社会运动可能更需要一场持久战，需要草根组织与不停的战斗，而不只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广场”。

　　一如六零年代学运领袖、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特林对这场运动的评论所说：“愤怒不会改变国家，但会激发运动，而运动可以改变国家。” 【详细】

　　随着“占领”的目标变成华盛顿，民主党政要们的声音减弱了，一度跃跃欲试的工会们也重新转到了后台。

　　纽约的市长是共和党人布隆伯格，华尔街更是精英阶层的中枢，在那里“愤怒”，难堪的是共和党人和精英阶层；而华盛顿却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占领”这里而联邦政府束手无策，不论示威者喊出怎样的口号，难堪的都会是总统、政府和执政党，这使得民主党人不得不“紧急刹车”。

　　早在“万人大游行”时，示威者的口号已出现分化，有人支持奥巴马集权，有人却公然反对并对其表示失望。在“占领华盛顿”时，这一分化又进一步：行动的高潮———冲击华盛顿国家航天博物馆并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并非“99%对1%”的经济诉求者，而是几百名反战人士，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请奥巴马加强监管”和“奥巴马下台”的标语牌相对挥舞。

　　“占领华尔街”，其性质更像“民主党的茶党”，即与共和党“茶党运动”更相似的民粹行动，只是组织更松散，诉求更杂乱。尽管“茶党”的民粹主义曾让一蹶不振的共和党起死回生，但随后的负面作用至今仍在发酵，对于民主党人而言，借助“愤怒”，逼迫共和党在预算、加税等问题上让步固然是一步妙棋，也可借机提振本方基本盘的凝聚力和士气，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中产阶级势力庞大的美国，这种与自由经济、个人奋斗至上和保护私产意识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主流观点反差强烈的福利主义情绪，很可能令阵容庞大的中间选民倒戈，从而令本已不利的选情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华尔街的财力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金钱基础，不论民主党、共和党，都不得不仰赖华尔街的金钱魔术棒。2008年奥巴马的胜利，曾被评论为“筹款的胜利”，如今选战即将正式开锣，奥巴马的筹款机器也早已开足马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于烧向华尔街的“愤怒”之火，他也只能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详细】

　　法国救援组织“SecoursCatholique”发表的2010年度报告称，在法国18至25周岁的年轻人中，有1/5月收入不足950欧元，生活在法国最低社会保障线以下；近年来，25周岁以下的年轻族群中，越来越多的人申领社会补助或接受慈善组织的救济，其数量已达被救济人群的11%。

　　法国经济研究所2009年的研究报告更显示：在法国，年轻的成年人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是穷人。

　　法国年轻人之所以生活困苦，主要因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法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份，法国本土失业人数达到269.81万人。

　　其中，18至25周岁的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的群体。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指出，法国失业率为9.3%，而至2010年第二季度，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3.3%。

　　法国为何在控制失业率上，交出的答卷如此惨不忍睹？

　　萨科齐总统上任以来努力推动“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2周岁，令状况更雪上加霜。“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和“养老金改革”法案成了近年来法国爆发大规模罢工的导火索。

　　法律还规定，年轻人从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另一个同样性质的合同之间，还需遵守一定时间内不得工作的规定。

　　法国最大的学生联合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年轻人找到第一个稳定的就业岗位的平均年龄为27岁。【详细】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经济泡沫破裂的打击后，经济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2010年，这个风光了将近4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把世界老二的位置丢了，被中国超越退居第三。

　　日本人均家庭收入已经连续几十年减少。2009年的人均收入248万日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比创下峰值的2007年(293万日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减少了15%，比10年前减少了10%。

　　很多日本人曾相信，日本人都是中产阶级，但是当他们看到日本的贫困率高达15.7%，接近美国的17.1%时，他们震惊了。在经过20年的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扩大之后，日本的贫困人口不断攀升。

　　由于收入的不断减少，日本的年轻人面对房租等庞大费用显得更加无力。这也催生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奇怪现象———年轻人长期寄居网吧。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东京、宫城、福冈等10个地区的34家网吧中，26家有“长期居住者”。

　　日本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减少年轻人的新增工作岗位，不再提高年轻人的工资。这样，他们到了中年也拿不到过去中年人的工资。

　　不能进入大企业的年轻人，提高能力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企业内部，年长者不再致力于培养年轻人才，只重视短期内提高业绩。结果，无数年轻人感叹“未来看不到希望”。【详细】

　　“住在哪里”是每个俄罗斯年轻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整体气候寒冷，诸如竹制平房和木板房之类的房子在俄罗斯不适合做住宅用，俄罗斯的房子必须打有坚实的地基，带有厚厚的墙壁，及配备供暖、水管和排水设备。

　　然而过高的住房价格成为横亘在年轻人面前的一座大山。2007年，莫斯科住房的每平方米均价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而黄金地段的豪宅最贵的竟卖到每平方米5000美元。尽管如此，房地产价格仍在以每月1%到1.5%的速度上涨。即使以每平方米1000美元的价格计算，俄罗斯人月平均工资是115美元，要想购买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需要不吃不喝积攒58年的钱才够，而且不包括装修费。

　　因为房子太贵，俄罗斯的年轻人大多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三四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年轻人正考虑离开祖国，移居欧美等其他国家。理由多种多样：在俄罗斯创业很难、缺乏政治自由、教育落后……俄罗斯的教育体系问题严重，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无法忍受政府对社会文化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政府对电视新闻、电影甚至流行音乐等领域的掌控让他们与国际社会脱节。【详细】

　　这是一次由高房价引发的“吃寿司者的抗议”和“帐篷示威”。以色列2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推崇了30多年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产生了“6000个富翁和600万乞丐”，这引发了该国民众的极大不满。以色列《国土报》的社论谈到这场十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时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以色列革命日渐形成的阶段，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以色列人均收入增加17%，但食品价格上涨25%，水价涨40%，汽油涨23%，公寓楼价格涨55%，房租涨27%。垄断以色列奶制品市场的3家公司今年6月联合涨价后，连一些主妇也加入了“帐篷示威”。

　　从7月中旬开始，连续几个周末都有约10万以色列人上街游行。到了8月6日晚，超过30万人上街抗议。

　　“这是我们首次不与阿拉伯人打仗，而是为我们及我们后代的生活而战。”以色列左翼抗议示威组织者艾尔达德·亚尼夫表示。《国土报》的民意调查发现，87%的以色列人支持抗议活动。

　　“如果政府不能降低房价，房价将把政府拉垮。”这是一名以色列律师的警告。以色列媒体反思持续一个月的“帐篷示威”时说：“示威主体既不是无业游民，也不是外国劳工，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这说明以色列的房价确实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程度。”【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