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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先是从经济领域入手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他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无法保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并在政治上倡导公开化、民主化原则,主张党政分开,苏共还权于苏维埃。但是政治改革带来的结果却是激进民主派迅速崛起和多党制格局的形成。戈尔巴乔夫在后期为了稳住政局不得不仓促改行总统制,但为时已晚,改革失控的恶果已经向全社会蔓延开来。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在4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首次提出“加速战略”。苏共二十七大确认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任务。随后在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和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在1985-1988年的经济改革进程中,苏联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进一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在新体制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定位于实现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在经济平衡的基础上调整国民经济进程,为企业的有效经营活动创造条件。中央的工作将主要针对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不对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和琐碎监督。同时,企业要对经营成果负完全责任,实行权和责相结台。

  二、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的“三自原则”

  企业利润上缴财政预算后,剩余的由企业支配,用作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职工工资及社会福利等。这样,可使企业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如陶里亚蒂市伏尔加汽车制造联合公司在“三自”试验中,公司所获利润不再全部上缴国家,只上缴47.5%,另5%上缴给汽车工业部,其余的47.5%留给公司自行支配。由于扩大自主权和留成利润增多,过去要花15年才能生产一种新型汽车,改革之后只需5年。

  三、放宽农业政策,扩大农民自主权

  取消了农业部等6个部委,成立了苏联国家农工委员会,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农工综合统一管理委员会。国家只根据具体条件为农庄和农场规定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固定数额,其他问题主要由农业企业自行安排。在完成农牧产品的交售任务后,农业企业有权自由处理剩余产品,还有权把计划内30%的土豆、水果和蔬菜自由出售。超额交售的谷物收购价提高了100%。在农庄和农场积极推广作业队、作业组集体承包制以及家庭承包制。试验证明,家庭承包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例如,阿塞拜疆共和国家庭承包户的西红柿每公顷可收获1000公担,比该共和国西红柿平均收获量高4倍。 【详细】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北高加索一个农业机械工的儿子。1980年,戈尔巴乔夫入选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其最年轻的政治委员,并在1985年接任苏共一把手。
 
 
 
 

  “到人民中去”——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

阻碍机制

  但是在短短三年多的改革进程中,苏共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总要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主义者对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戈尔巴乔夫对改革阻力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继他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首次提出“阻碍机制”之后,在同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 【详细】

  1988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详细】

“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从苏联3年多来的改革情况看,保守势力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害怕因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力。十分明显,苏联的改革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要求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样,必然扩大企业领导和行政领导的权力,而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的权力将大大缩小,所以,这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2.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反映集权意志的原有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反映出对经济集中体制的要求,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发挥作用。这些也必将成为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员过多,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过去的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器,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因此,如此人数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被剥夺,他们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对新思维持有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4、改革要求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这一方面大大扩大企业权限,另一方面却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同时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短期内不可能做到,于是这些企业领导人更担心改革波及自身。

  莫斯科大学A·布坚科教授认为:“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总之,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详细】

民主化、公开化原则

  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提到首位,开始转向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要大力深化改革和发展国内已形成的改革形势,就必须坚决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没有民主化和公开性,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民主化是粉碎阻碍机制主要社会力量的官僚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详细】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在核时代,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导致全人类的毁灭。因此,过去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特殊形式”的观点必须纠正。另外,“新思维”还认为马列主义没有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的详细蓝图。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进行独立的改革和探索,苏联不谋求真理的垄断权。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前排中)、利加乔夫(前排左)、葛罗米科(前排右)参加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党代会。

  利加乔夫,1983-1989年任苏为共中央书记,苏共高层中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认为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论”来指导分析国际问题和制定国际政策。1988年在利加乔夫的默许下,《苏俄报》发表了文章对戈尔巴乔夫确立的改革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公开的批判。随后戈尔巴乔夫授意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真理报》撰写长文对其进行尖锐驳斥,从而引发《苏俄报》与《真理报》之争。

 

 

 

  在1987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利加乔夫与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展开了激烈的公开冲突。利加乔夫坚决反对叶利钦在改革的速度问题和深度问题上所持的激进立场。叶利钦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回到列宁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多数苏共领导人,包括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都把苏联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没有遵循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因此,求教于列宁成了改革初期的主要指导思想。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专门谈了“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号召人们学习列宁晚年的著作。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是完善权力结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一个问题,无论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政权机构来执行。

  在苏联,国家权力长期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苏共通过政治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决策,政治局内设有与政府各部相对应的业务部,对政府部门的建议作最终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党政分开,把权力从苏共的手中转到苏维埃。 【详细】

第一次苏联人民大表大会:苏共还权苏维埃

  从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算起,直到苏联解体时为止,一共开过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是苏共权力重心转移的标志,到1990年12月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时,苏共权力已经丧失殆尽。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于1991年9月2—5日召开,而戈尔巴乔夫已经在8月24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指出,根据1988年《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任期为5年,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享有国家全部权力:通过和修改苏联宪法;确定国家结构、苏联国界和批准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变更;确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批准国家计划和发展纲领;选举最高苏维埃成员等。苏联最高苏维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须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并且行使集体国家元首的职能,其成员由代表中选举产生。法律还规定,设立新的国家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会议第一天,戈尔巴乔夫高票当选为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详细】

2/3的人民代表由差额选举产生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产生方式是: 750名代表从地区选区选举; 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 750名来自全苏社会团体的推荐(苏共推荐100人,代表1900万党员;共青团推荐100人,代表着2600万团员;工会推荐100人,代表着工会会员),也就是说,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 【详细】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电视转播苏联人民可以见到会议实况。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总结了60多年的历史教训,指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最后形成“阻碍机制”。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将“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长期由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苏共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1988年,一位俄罗斯妇女观看戈尔巴乔夫在新年前夕的电视演讲。1989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开放”政策,旨在促进言论自由,放宽媒体审查,鼓励公众对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讨论。

民主派势力迅速上升

  1989年3月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差额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拉开帷幕,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参加竞选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有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士;另一方面,选民拥有在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而,竞选实际上成为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主张的竞争,成为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路线中进行选择。从当时的政治力量看,尽管参与竞选者形形色色,但竞争和选择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当选者除“在册权贵”外,主要是激进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竞选口号主要是号召建立民主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有保障、清洁环境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候选人都在选举中战胜了“官方”的竞争者,这反映了苏共政权的严重危机。

  这次选举使得苏共和激进民主派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

  第一,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有30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而在俄罗斯联邦则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在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耶夫、市委第一书记格拉希莫夫都未被选上,州第二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相反,72%的知识分子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

  第二,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叶利钦没有被列入苏共的100名候选人中,他当时面临抉择:继续当部长还是竞选人民代表。不甘放弃政治前途的叶利钦选择了后者。叶利钦在选举时成了莫斯科人的偶像,在他得了破纪录的90%的选票。在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一些持激进纲领的候选人,如索布恰克、勃尔德列夫、伊万诺夫、德尼索夫等当选。新当选的人民代表、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奥·博格莫洛夫在与自己选区一位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竞选中获得了60%的选票,他感慨地说:“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选举以后民众心态的变化:“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

  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不仅为自己在政治上平了反,而且也使他成了能向戈尔巴乔夫直接提出挑战的人物。他与苏共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了反对派的领袖,苏共的历史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详细】

多党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选举的结果是,在波罗的海三国、在格鲁吉亚,反联盟中央的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民主俄罗斯及其同盟在俄联邦取得了很大收获,他们声称在1068个议席中赢得了1/3以上。随着局势的发展,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在人代会中的比例在增加。此次选举也表明,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并存已经成为苏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同时,苏联新的政治体制也排除了一党制,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已无法拒绝。于是苏共领导人开始打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1990年2月5日至7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苏共中央向二十八大提交的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该纲领草案确定了民主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原则,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党的可能性,“苏共不谋求垄断权,准备同一切拥护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对话和合作”。

  1990年3月12—15日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将1977年宪法的第六、七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代表人民的苏维埃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就从法律上和组织上取消了苏共的“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从今以后,苏共将与其他政治团体在同等的条件下行事。 【详细】

  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进行“炉边对话”,达成了“核战两败俱伤,不应发动”的共识。虽然里根为防止核打击所提议的太空和地面部署防御系统,即“战略防御计划”没有得到双方一致认可,但那次峰会还是被视作一次成功的会晤,最后双方同意,将各自核武器减少一半。
 
 

  上图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喀布尔,墙上所挂肖像分别是戈尔巴乔夫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下方红色字体写的是“阿-苏友谊坚定不移”,重申了1978年两国签订的友好条约。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喀布尔,与以英美为靠山的阿富汗游击队展开了长达9年的血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即要求撤军,但鉴于政治上的考量,苏军大部直到1988年底才撤出阿富汗。
 
 

  1989年四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南美,在哈瓦那会晤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经济日渐衰败,对古巴的援助也远不如当初。尽管戈尔巴乔夫向古巴记者们保证,苏古友谊坚定如故,但此次会面两位领导人没有达成任何实质协议。

戈尔巴乔夫为何转向总统制

  但是多党制的出现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深深忧虑,为了防止局面失去控制,他开始转而寻求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既然重回旧模式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决定转向总统制。1990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他说:总统应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解释,苏联建立总统制,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1.防止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作为一个大国,在重大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权力真空,孕育着极大的危险。 

  2.旨在迅速有效地处置极为复杂的紧迫问题。戈尔巴乔夫说,从种种迹象看,苏联社会政治隐藏着现实的危险性。存在着惊慌失措、失败主义、民族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情绪。危机比苏联领导人设想的要深刻和严重得多。局势的演进有失控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非常需要一个有效的、能迅速处置问题的权力中心。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总统制,赋予总统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政策 

  3.协调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取得了立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苏维埃成了专职的议会机关,党政职能分开和多党制的实行,使政府获得了比较独立地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可能,司法改革以及宪法监督委员会和人民监督委员会的设立,朝司法独立迈出了一步。然而,改革后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靠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保证其协调、有效地工作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总统制的建立,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详细】

强总统,弱议会

  1990年3月14日苏联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法律,其中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戈尔巴乔夫以59.2%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第一届总统。

  苏联在法律上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原则是: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机构,苏维埃体制向“强总统、弱议会”的体制转变。 【详细】

戈氏总统制的缺陷

  但是苏联总统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不完备性。这首先表现在立法和司法权十分虚弱,行政权越来越大。在权力由党转向苏维埃的过程出现问题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实行总统制、不断强化总统行政权和立法动议权的做法。他往往以苏联总统个人的名义决定对国家发展命运攸关的问题,严重侵害了议会的立法权。在许多情况下,议会根本无法有效地约束总统的行为。而在个别情况下,总统的言行反而能影响甚至改变议会的决定。另外,宪法监督委员会从建立之日起,面对一轮接一轮的法律战主权战,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甚至在“8·19”事变的日子里,宪法监督委员会也迟迟不能行使裁决职能。司法改革一直未能认真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上来,司法独立还很遥远。 

  其次,戈尔巴乔夫建立总统制,力图通过总统的权威对全联盟事务进行治理,而这恰恰与苏联宪法规定的联邦国家体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总统制的确立,客观上削弱了各共和国的自治权利。作为回应,设立联盟总统职位后,一些加盟共和国、甚至许多自治共和国纷纷实行了总统制,产生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总统。共和国与中央的对抗不断加剧。 

  再次,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总统权力难以有效执行。总统制的建立正值苏联民族问题大爆发、各加盟共和国谋求主权和独立之际。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极度紧张。早在19899月和11月,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就通过了主权宣言”。1990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先后通过了关于恢复其独立国家地位的法律文件。到同年1215止,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均发表了主权宣言独立宣言。这样,在苏联纵向权力体系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如此激烈对抗的情况下,民主决策,专断执行的准则便成了一纸空文,苏联总统和苏联议会的命令和决议在各共和国不可能得到实际上的贯彻落实,随着主权战法律战的不断升级,各共和国甚至地方各自为政,总统制成了无本之木而被架空,联盟丧失了决定苏联命运的权力和可能,巨大的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 【详细】

总统制准备仓促 运行无序

  而且改行总统制也是匆忙进行的。在实行总统制之时,并未认真思考相应的国家管理机构问题,只是在当选总统后,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考虑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组成。

  戈尔巴乔夫最初建立了一个对他个人负责的总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三部分人组成:政府总理和重要部长,不在政府中任职的专职人员,和一些科学家、作家和人民代表。工作主要由后两部分人做。但是,总统委员会人员庞杂、职责不明,他们所负责的领域往往与政府重叠,显得多余。

  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但是,没有政府的配合,总统委员会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对于总统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工作,雷日科夫说:“当时有两个执行权力机关——总统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同时产生,更主要的是都在积极地活动。而且两个机关都做出决议、决定、发布命令,这些决议和命令常常引起我和我的副手们的困惑不解。不仅如此,使我本人感到突然的是,这些重复的文件大多同时做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这个沉重痛苦的总理职位一直处于可以想象的与不可思议的、自然的与预谋的一切不幸和大难之中,一切过错都归罪于雷日科夫和他的令人厌恶的部长会议”。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到1990年11月这个委员会就被取消了。总统委员会取消后,经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建立了一个安全会议。这是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组织,参加者中除了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外,都是强力部门的领导人。虽然产生了新的机构,但没有任何有关的条例,谁也不知道它该干什么,它只是不定期地开会。 【详细】

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权威急剧下降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巩固政府的权威。苏联的总统制并非西方的三权分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权力,其通过的法令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不是由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总统的行政系统也没有多少权威;政府中的重要成员都不再担任党的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已经丧失了权力。

  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权威在改革过程中也被进一步虚弱,1989年6月苏联和联邦德国的有关组织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得票率为72%,而在1990年3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的1990年6月的民意测验中,戈尔巴乔夫的信任率就降到了20%。与此同时,叶利钦等人的威信则急速上升,苏共的削弱留下的权力真空正被那些激进民主派人士所填充。 【详细】

  1990312—15日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图为戈尔巴乔夫发表总统就职宣誓。
 
 
 
 

  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与东德总理埃里希·昂纳克在东柏林的标志性一吻,见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过的第40个年头。远不止如此,这一吻后来也被视作东德的死亡之吻。戈尔巴乔夫对这位东德的老总理说,“一再拖延的人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仅仅11天后,昂纳克就遭到弹劾,而一个月后,柏林墙也被推倒,东德至此消亡。
 
 
 
 

  1989年11月9日,象征两德分裂和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柏林墙倒塌。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德国的统一,也推动了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图为东德边防军对游行示威者推倒勃兰登堡门墙段的漏洞视而不见。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的个人权威迅速上升,对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图为1989年2月23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将近三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娃首次参观核灾难旧址。
    切尔诺贝利事件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导致事故之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
    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直到事故发生几周之后才承认事实。这种掩盖行为加强了公众对苏联共产党的监督。戈尔巴乔夫曾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是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在苏共向苏维埃移交权力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出现了权力真空和权力焦点。有很多事情,党委无权处理,苏维埃无能力处理。苏维埃成了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目标和战场。政治上的混乱不仅使得任何改革政策都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行,而且还将改革的初期成果也丧失殆尽。

  (一)经济形势全面恶化

  苏联1989年工业产值仅增长1.7%,其中生产资料增长0.7%,农业产值增长1%。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在苏联历史上是少有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与居民的购买力严重脱节,全国到处出现抢购风。1989年苏联36个大城市实行分配卡制度,在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国家财政赤字剧增,1989年达到92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1/5和国民总产值的1/10。市场供应的严重不足和财政赤字的剧增,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9年,卢布贬值一半,食品和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1989年12月12日,苏联第二次人代会召开。雷日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经济改革的基本阶段和关于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性立场的报告》,亦即“经济健康化计划”。报告指出苏联不得不重新调整改革的方针,这无异于宣告自198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

  (二)民族运动高涨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前,苏联某些地区已经出现带民族主义色彩的群众运动,但次数不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民族运动不仅次数增多,规模扩大,烈度加强,而且开始组建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政治组织。例如,会议闭幕后的第一个月,即1988年7月,就在亚美尼亚发生大罢工一次、20万人的集会一次、50万人的集会一次,支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与亚美尼亚合并的要求,抗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一地区的决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代表苏维埃也举行会议,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回归亚美尼亚。同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反对1939年签署的苏德条约。10月,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立陶宛争取改革阵线相继成立,成为波罗的海三国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4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群众示威游行,要求脱离苏联,等等。据统计,到1991年10月1日止,民族冲突已造成近70万人的难民,数千人丧命,数万人受伤。

  (三)苏共威信一落千丈

  随着苏共的权力转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并被取消了宪法中的“先锋作用”,苏共的权力逐渐被彻底架空。广大党员对党失去信心,1989年共有12万人退党,9万人被开除党籍。1990年这两项数字猛增到180万人和58万人。共青团的情况也不妙。据《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月11月2日报导,近两年来,几乎无人加入共青团,相反,却有400万人退出这个组织。到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共在全国人民中的支持率降到了30%以下。

  (四)社会犯罪案件大幅度增加

  根据出席1990年8月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关于预防犯罪和如何对待违法者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尤·戈里克在会上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如果以1984年为基数,那么苏联的犯罪率为:1985年102%,1986年97.9%,1987年88.6%,1988年92%,1989年121%。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0年的犯罪案件比1989年上升了13.2%。如果仍以1984年为基数,那么1990年的犯罪率应为137%。 【详细】

  苏联解体前,社会动荡不安。图为1991年12月22日,莫斯科民众游行抗议物价飞涨。
 
 
 
 

  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联民众
 
 
 
 

  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改革就像走钢丝,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好左右间的平衡,任何一侧的失重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这就要求领导人不仅拥有坚定的改革意志,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政治权威,有能力驾驭保守与激进势力间微妙的平衡。但戈尔巴乔夫显然并不是这样一位领导人,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和“老人政治”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任何一位台上领导人都很难获得“一言兴邦”的政治权威。于是在戈氏主政的6年多里,他一直不得不陷于与各种势力寻求妥协的尴尬境地,有时还被迫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这导致任何改革举措都难以获得有效推行。从这个角度说,苏联体制是戈氏改革失败的首因。

  但戈氏的个人能力也并非无可指摘。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戈氏在初期显然对改革的风险估计不足。近些年有研究发现,戈氏在推行民主化改革之时并未与任何政治势力结成联盟,这无疑是其一严重失策之处。另外,向总统制过渡的工作显得过于仓促、草率,导致新政府长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这又是其一大败笔。试想,假设民主化改革如其所愿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戈氏不仅将得到更多人的政治支持,而且还有可能争取到足够的回旋空间以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尤其是民族分离主义。那么苏联是否可以避免解体命运,犹未可知。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上了。  【进入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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