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动修改计划到通过历时十年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辩，十年之争，甚或搁置，修法之难可想而知。

　　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权”被写入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近年来，呼声更加强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详细]

　　王胜俊：修法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所作的完善，充分展示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详细]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修正案对此保留了无法通知的情形，同时对有碍侦查进行了“双层”限制：限定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两种犯罪中；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拘留是针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一紧急强制措施。无法通知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清楚的电话或者地址等联系方式，而且专门机关难以查明的。这些例外有利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符合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有碍侦查一般包括：同伙闻讯后可能逃跑、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可能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的；其他犯罪同伙有待查证的等等。
　　修正案明确在相对不紧急的强制措施，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中，规定除了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在通知家属的义务上，修正案已经作了相当努力防范“秘密拘捕”。…[详细]

　　全面认识和评价所谓的“秘密拘捕”条款，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和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改动。相比较，这次修改对“可能有碍侦查”而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做出了很大的限制：一是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仅适用于羁押时间较短的拘留，而不再适用于逮捕。逮捕这种较长时间的羁押，将不能再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二是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情形的罪名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的犯罪。这个限制极大地缩小了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案件范围。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数量非常有限，意味着在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均不应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三是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四是规定了羁押后应当通知家属，而不是家属或单位。这个限制进一步使被羁押人的家属的知情权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该项规定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看到其进步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该项规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所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秘密拘捕’，是倒退”的看法，是对相关规定的误读。…[详细]

　　法律应该让公民免于公权力侵害的恐惧。要打消这一恐惧，当然不仅是立法所能解决的，立法应该立足于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其自身的前提，从而堵住其滥用的各种借口，规范、制约权力的行使。
　　修法已经完成，现在，人们更为关注法律实施之后，那些条款会否被滥用，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规定能否确实落实。此后相关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的制订，亦值得关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