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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编者按 -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对于惩罚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参见《求是》2012年第8期专访文章:《维护司法公正 强化人权保障》

刑诉法第二次修正: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

  从启动修改计划到通过历时十年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辩,十年之争,甚或搁置,修法之难可想而知。

  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权”被写入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近年来,呼声更加强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详细]

 

  王胜俊:修法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所作的完善,充分展示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详细]

回眸刑事诉讼法三十年立法之路

   1979年制定:维护公民合法权利
  1979年——“拨乱反正”的关键之年,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诞生之年。
  那是一个急需确立规则让社会恢复秩序的年代。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回忆当初制定这部法律时的背景——十年动乱期间,随便抓人,刑讯逼供,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制定刑诉法就是为了打击犯罪,防止滥行逮捕、拘留,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的情况发生。顾昂然说,当时起草刑事诉讼法,是要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而过去我们强调实质问题,不大讲程序。因此总结“文革”的教训——“一是不放纵坏人,一是不冤枉好人”,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这部法律的制定。

  

    1996年第一次“大修”:推动修法从粗疏到缜密
  1996年对刑诉法首次修改,大胆吸收了先进经验和做法。修法向着保障人权、更加公正迈进: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检察机关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改革死刑执行方式;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吸收“对抗式诉讼”,改革一审审判方式,法官居间裁判,当事人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辩论、质证……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诉法的第一次“大修”。

  

    2012年第二次“大修”:贯彻尊重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刑诉法修改和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毋庸讳言,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也暴露出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
  陈卫东说:“从刑诉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可以看出,我们从强调打击犯罪发展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状况,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对推动中国法治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详细]

新刑诉法“73条”“83条”是进步

  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是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这本来是众人翘首期盼的好事,但有一种声音认为:新刑诉法,尤其是第73条和第83条,是倒退。网上关于“秘密拘捕”的说法耸人听闻。事实果真如此吗?持以上观点者恐怕并没有认真对比新旧条文。
  按照新刑诉法第83条规定:拘捕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可见,新条文至少做了三个限定:首先,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不再适用于任何罪名,而是只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其次,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不像过去一样可通知也可不通知;第三,必须通知家属,而不是家属或他的所在单位,家属知情权得到保障。这三个方面,都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这不是进步,难道是倒退?
  此外,对于新刑诉法第73条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旧刑诉法本身就有(旧法第57条第一项),并非新法的发明。新法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后,原先要被关进看守所拘留的人,现在有了一个可以不被直接拘留和逮捕的新选项。事实上是变宽松了,是“拘捕”的缩小化。新法扩大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范围,使一些原本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用被关押,这难道不是保障人权?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主义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而指定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也是需要通知家属的,所以并不存在“秘密拘捕”。…[详细]

刑诉法大事记

  上世纪50年代启动刑诉法起草

  新中国考虑制定刑诉法,但“反右”开始后,该工作停止。

  上世纪60年代再次启动

  第二次启动很快再次停止。

  1979年刑诉法制定

  1979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下,刑诉法起草工作第三次启动,并在当年顺利通过。

  1993年第一次修正开始

  1993年前后,一些学者呼吁修正刑诉法。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牵头,开始刑诉法修正建议稿的撰写,起草班子开始国内外调研。

  1994年建议稿出炉

  1995年征求意见并列入立法规划

  诉讼法研究会在厦门开年会,听取学者、相关部门对于修法的意见。刑诉法修正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过程。再举行大规模的征求意见座谈会。

  1996年刑诉法首次修正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003年再修正纳入十届人大立法规划

  民间关于再次修正刑诉法的呼声日益升高。2003年12月,刑诉法修正纳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由各方人士意见不一致、条件不成熟而被暂时搁置。

  2009年初研究刑诉法再次修改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全国人大法工委从2009年初开始着手刑诉法修改方案的起草工作。

  2011年8月刑诉法修正草案初审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中国人大网站全文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2011年10月修正草案征得7万民意

  截至2011年9月31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征集到78000条建议。

  2011年12月修正草案二审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会议决定将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2012年3月修正草案通过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摘自《刑诉法大修10年博弈》 

刑诉法“大修”的指导思想

- 刑诉法“大修”的指导思想 -
  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详细]

亮点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

  2004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次修正案最大的亮点是,在目的上保留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条文,在任务中明确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体现了全国人大在立法上的“艺术”,也是对二者关系认识的理性把握。
  实际上,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既保障社会公众的多数人不受犯罪侵害,享受和平和安宁的权利;也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等少数人应有的人权;更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诉。实际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可能有无辜的人,“罪犯”也要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与“人民”严格对立。…[详细]

《刑诉法》条文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亮点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严防刑讯逼供

  佘祥林案件、杜培武案件、赵作海案件等冤假错案,吹响了遏制刑讯逼供的“号角”。修正案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发展。
  修正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取证原则,同时,为保证讯问过程的合法性,防止翻供等,修正案规定了录音、录像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必须录音或者录像。针对非法证据,修正案在审查起诉程序、庭前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均设置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形成了对刑讯逼供的“六道纵深防线”。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不是“可以”,而是“应当”讯问被告人的一个核心考虑即是:通过直接讯问尽最大努力查证有无刑讯逼供等,防止错杀。…[详细]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禁止刑讯逼供机制。这个机制有三条:一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把这个重要的权利交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你如果打人,就在程序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和制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是审讯、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要严禁刑讯逼供,现在我们有了详细的防范规则和具体惩治措施,这反映出我们的诉讼体制、诉讼结构正走向科学和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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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诉法修改在人权保障上的进步

  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众多,在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以及增加规定了遏制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和加强辩护权等内容,这都进一步满足了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详细]

《刑诉法》条文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亮点三: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修正案在侦查权的制度设计上给辩护权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侦查程序不再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私密空间。
  修正案吸纳了2008年新《律师法》的许多规定强化了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实施主体等。
  其中,较为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修正案初步构建了一套以参与、说理、投诉为特点的“沟通机制”:如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强制措施、侦查措施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权申诉或者控告。同时,辩护律师的职业保障和诉讼权利得到了加强:辩护人涉嫌犯罪的,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以避免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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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刑事辩护获得四大保障
  新刑诉法对于律师行使辩护权提供了四方面保障:
  一、从帮助到辩护——直接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二、补旧增新——拓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范围;
  三、设定义务,更明确权利——为律师执业提供法律保障与救济途径;
  四、摆脱“两难”——使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更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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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条文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亮点四:严格限制“关押”后不通知家属情形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修正案对此保留了无法通知的情形,同时对有碍侦查进行了“双层”限制:限定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两种犯罪中;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拘留是针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一紧急强制措施。无法通知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清楚的电话或者地址等联系方式,而且专门机关难以查明的。这些例外有利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符合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有碍侦查一般包括:同伙闻讯后可能逃跑、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可能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的;其他犯罪同伙有待查证的等等。
  修正案明确在相对不紧急的强制措施,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中,规定除了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在通知家属的义务上,修正案已经作了相当努力防范“秘密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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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认识和评价所谓的“秘密拘捕”条款,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和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改动。相比较,这次修改对“可能有碍侦查”而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做出了很大的限制:一是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仅适用于羁押时间较短的拘留,而不再适用于逮捕。逮捕这种较长时间的羁押,将不能再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二是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情形的罪名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的犯罪。这个限制极大地缩小了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案件范围。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数量非常有限,意味着在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均不应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三是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四是规定了羁押后应当通知家属,而不是家属或单位。这个限制进一步使被羁押人的家属的知情权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该项规定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看到其进步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该项规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所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秘密拘捕’,是倒退”的看法,是对相关规定的误读。…[详细]

《刑诉法》条文

 
  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亮点五:强化证人出庭义务和保护力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应当履行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修正案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一定处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拘留。
  为保证证人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作证,防止证人及其家属因作证行为而遭受打击报复,消除证人的畏惧心理,激发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修正案首次对证人保护和证人补偿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立法反映了刑事诉讼立法愈加理性、细微。
  樊崇义:长期以来作证有三难:一是通知证人到案难;二是到证人到庭说实话难;三是到法庭来质证更难,这三难已经困扰着打击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的落实。全国证人出庭率还不到百分之十,有些地方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三,长期以来就是书面审理。那个书面材料就使得法庭审判和律师辩护流于形式,对抗也流于形式。
  这次我们从义务、范围、保障措施、证人权利、安全措施等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作证机制。如果不这样,证人不出庭作证也不处罚,打击犯罪也好、保障人权也好,就是一句空话。
  这次刑事诉讼法的115条对刑事诉讼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制裁规定得非常完整。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程序制裁,若没有程序制裁,我们的修改就不到位、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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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出台,基层民警更为关注的是法律的可执行性问题。”比如证人保护制度要落到实处,需要解决证人保护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公检法机关在证人保护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分工是什么、为保护证人可以动用何种设备手段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通过后续的解释或立法工作使其细化”。…[详细]

《刑诉法》条文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亮点六:增加特别程序,设置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要求,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应特殊对待,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福祉,实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
  修正案对此作了较大范围的增补,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其内容包括法律援助、情况调查、拘捕和羁押、合适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审判不公开以及犯罪记录封存等。许多制度与成年人案件有所差异,但更接近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规律和将来的发展方向。…[详细]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更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该程序的确立,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详细]

《刑诉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百六十九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周永康:实施好修改后的刑诉法

  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好地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加强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抓紧研究制定配套的司法解释和制度措施,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着力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努力使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详细]
  链接:周永康主持召开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 讲话全文>>

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新《律师法》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全文]
 

王胜俊:开创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

  要深入开展学习培训活动,深刻认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要加快刑事诉讼法配套司法解释修改完善工作进度,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要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审判工作中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

  要进一步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原则,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公开审判权、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各种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活动实现对各类犯罪的有力惩罚和有效防范,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要进一步强化证据裁判意识,确保刑事案件质量。广大刑事法官要进一步强化证据裁判意识,切实把各项证据制度理解好、执行好,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坚决摒弃片面重视口供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要进一步提高司法能力,确保审判活动公正高效。要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用好简易程序,确保简单案件得到快速处理;同时,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被告人不认罪、相对疑难复杂的案件审理中,使有限的审判力量、审判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和使用,提高刑事审判的整体质效。

  要进一步落实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切实强化责任意识、明确法院职责、做好审判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相互配合,共同履行好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政治法律责任。要切实做到相互制约,严把案件审判的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和程序关。…[详细]

曹建明:学好新刑诉法 提升执法水平

  一是必须抓好学习培训,切实更新理念。
  二是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制度机制。这次刑诉法修改在强化法律监督方面作了许多重要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执法任务和监督职责,同时也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提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甚至是严峻考验。各级检察院和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早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特别是要按照修改后的刑诉法,清理、修改和完善现有司法解释、执法规范,及时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确保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检察环节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三是必须抓紧衔接准备,做到有序过渡[详细]

外媒评价

  

  可贵的修改不是因为迎合西方的理想,而是为了真正加强法律对人的保护——《华尔街日报》

 

  15年来最大范围的一次修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泰晤士报》

 

  一个普通百姓不需要天天向政法机关证明自己没干坏事,没有证据就不能判我。——《联合早报》

 

 

专家: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制订值得关注

  法律应该让公民免于公权力侵害的恐惧。要打消这一恐惧,当然不仅是立法所能解决的,立法应该立足于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其自身的前提,从而堵住其滥用的各种借口,规范、制约权力的行使。
  修法已经完成,现在,人们更为关注法律实施之后,那些条款会否被滥用,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规定能否确实落实。此后相关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的制订,亦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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