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各种社会思潮  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

     一般说来,社会思潮可被视为中性概念,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算思潮,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思潮,也可叫“新马思潮”。

  思想理论科学和清醒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为什么自2008年全球范围内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基本经验?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外,当前中国社会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明辨的社会思潮?为避免一些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上述相关问题,《思想教育研究》编辑部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程恩富教授。

  记者:自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受到学界和人们的普遍关注?

  程恩富: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它并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却导致全球地区差距、国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阶级差距越来越大,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动荡愈演愈烈。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危害性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还要厉害,波及面还要广。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其理论和政策上主张“四个化”:第一是强调经济的非调控化,主张市场万能;第二是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第三是主张经济完全自由化,而这个自由化又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的经济、政治秩序,反对发展中国家改变现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的要求;第四是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等等。这种主张是国际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当前,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之中,在世界上已经臭名昭著。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巨大优势,我国受西方危机的影响还不很严重,因而有不少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还认识得不够。他们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改革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新自由主义的流派当作分析的框架来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于是,私有化、市场经济万能、反对宏观调控等主张蔓延开来。新自由主义对所有制等经济方面的改革造成思想混乱,中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是与这种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公开大讲特讲,说中国的国家宏观调控太多,国有企业太多,要像美国那样才对。还说,国企不要与民企竞争,国有企业只是拾遗补缺的。这是垄断资产阶级典型的口号,这种观点所说的那个“民”不是人民,是私营业主和大资本家,尤其是大的垄断寡头。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以及他们的理论家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为私有经济服务的。平时如果某个行业是亏损的,或者投资收益比较低,私人不能干,国家就去干。干了盈利了,再卖给私人。什么叫资产阶级政府?什么叫人民政府?在国企问题上就是最典型的区别。人民政府允许私有制部分发展,按照邓小平的讲法是为了巩固公有制,而资产阶级政府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公有制,两者性质是根本不一样的。

  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就看《江泽民文选》第三卷,有一篇关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章,主张公有企业主要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包括非公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就是单指公有制。在美国出版的经济学大辞典中,当讲到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认为运行机制、调节方式可以是市场机制,但是公有制占主导,这是主要的本质性特征。西方有一些学者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多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如“拉美陷阱”。它就成为采用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代名词。日本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中谷岩,是将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社会的主要人物。在金融危机以后,他专门出版著作,忏悔过去的错误主张。在我们国家,新自由主义受到一些人的热捧。为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明辨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消除其负面影响,这正是我们关注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

  记者:西方国家采取的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措施,能否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

  程恩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暂时摒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采取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但是,被成功救助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而被主权债务危机套牢的却是广大劳动者,大多数人同时忍受高失业率和降低的社会福利保障,而金融家和各种垄断寡头却享受高额的年终分红和极低的税率。这说明,凯恩斯主义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正因如此,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100多位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表了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

  凯恩斯主义主要是由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等各国的社民党性质的中右翼政党推行。在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以后,这些政党的政策也吸收了很多新自由主义成分,甚至趋同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力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实现平稳发展。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留相当程度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干预,但由于它不触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还是以维护私人垄断资本利益为宗旨,因而实现不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公共利益控制生产,克服不了基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新自由主义就是为了克服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而兴起的,但又不断地引发新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几年,凯恩斯主义式的克服危机的政策也没有完全奏效,导致世界危机还在深化。其实,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曾经成功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几年并没有使美国就业和经济大规模好转,经济只是被维持住没有崩溃而已,其实增长仍很缓慢,后来美国是通过不断的战争才真正克服了生产过剩等问题。战后的繁荣,除了与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有关外,还和科技革命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力量壮大有关,不能将功劳主要归于凯恩斯主义。

  记者:您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类似于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经验?

  程恩富: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类似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就要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经济角度来说,就是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没有受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在经济建设上形成了“四主型经济制度”。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 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我国应当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第四,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资本与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以上四点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制度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制度模式是当前学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004年5月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催生了对中国模式的深入讨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优秀表现使世界的反思有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参照系,因而中国模式及其导致的中国崛起被世界热议。我以为,目前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而已。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模式主张利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但又从未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并一再强调利用的前提即“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们国家调节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超过西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民生的改善和共同富裕,强调发展的成果要为人民共享,这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

  除中国以外,实行迈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越南和老挝、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以及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等国家,也都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新局面。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和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加有效。

  记者:正如您所强调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却有西方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歪曲评价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论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程恩富:西方经济学家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仅是为新自由主义危机辩护,还有压制竞争对手,创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戏规则等多重考虑。

  一是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为转移世人对西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经济危机的视线,试图将危机的成因部分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路处境艰难,建立在私人占有、资本逐利基础上的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不改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府干预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西方社会的危机。我们知道,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接连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预示着欧洲实行的财政紧缩模式难以维系。但是,“国家资本主义”论者却宣称,正是由于一种强大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兴起,才导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愈发显得严重。而现实情况却早已证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还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缓解了西方的各种危机。显然,这些论者在羡慕他国发展的同时又加以栽赃,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恶果辩护,企图继续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国垄断寡头(尤其是金融垄断寡头)的狭隘利益。“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另一意图,是将西方的危机归因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私有制占主体这一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眼中是被否定的。

  二是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阻吓新兴市场国家。“国家资本主义”论者列举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意在阻吓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他们一方面断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全球最强大企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又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即国家为了政治利益而在市场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国际资源、热衷于自主创新等,但它不擅长科技创新,会导致不自由、腐败和最终失败,会对自由市场经济构成危险并危及民主制度。其用意在于劝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等)放弃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努力,阻止这些国家的良好发展势头。但这也从反面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某些发达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担心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措施,在合法的国际竞争中快速发展,妨碍发达国家及其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三是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者将中国众多的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是指生产资料主要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主要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集体所有和合作所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均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成分,但决定和界定某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取决于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是,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国家在关键的市场领域和市场环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和调节能力。这与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国家予以总体协助和支持的经济模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其历史作用与巨大成效不是西方舆论用“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抹煞的。

  记者: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外,当前中国社会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明辨的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请您对这些思潮做一简要介绍和评析。 

  程恩富: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外,我们还需要尤其明辨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它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翼发展而来。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制度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资产阶级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在奋斗目标上,民主社会主义抛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甚至仇视共产主义。目前,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以及重要会议上,出现大量鼓吹阶级调和、照搬以瑞典为样板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贬低和诋毁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言论。

  新左派也叫新左翼思潮。有人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形成的思想格局已经演变为二元对垒:对阵的一方,是呢喃言语的自由主义;另一方,则是道义凛然的新左派。新左派的基本观点是: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批判全球化,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私有制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但是他们的有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总的来说,新左派思潮理论上不成熟,容易走极端。

  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高度赞扬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强调不必关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问题,不必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撇开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来抽象地谈论共同富裕,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带有一定迷惑性。事实上,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必然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强调必须大力学习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击妖魔化毛泽东的邪恶势力。它们的积极意义在于猛烈批判了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折中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某些批判有过头的现象,而且他们喜欢采用大批判形式,上纲上线。这一思潮总体不赞成适当吸收西方学术的某些合理成分,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持反对意见。

  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提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学都不能作为中国的总体思想,中国的指导思想应该从国学里面产生,从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中产生。随着国学的逐渐升温,甚至有人主张用儒、释、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实上,国学是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弘扬的,但复古主义肯定行不通!儒学是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层面上去传承,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记者:既然这些思潮都有其局限,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请您介绍一下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并请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谈一谈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应坚持怎样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

  程恩富:面对多样社会思潮的冲击,为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并创新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社会思潮可被视为中性概念,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算思潮,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思潮,也可叫“新马思潮”。它提倡实质性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理论和政策思路方面,学术界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强调中国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也要强调自主创新,反对“洋教条”、“土教条”和“马教条”;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在经济制度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公私经济共进,做强做优公有经济”,主张经济社会政策要向劳动和劳动者倾斜;在奋斗目标上,强调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进入共产主义。从其基本观点来看,创新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流社会思潮。

  之所以强调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更重要的在于“世情”和“国情”的急剧变化: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大发展之中;国情在快速演进,当今中国,发展一马当先,改革日新月异,开放多姿多彩。创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虑“世情”和“国情”两大实际状况,也必须考虑“西学”和“国学”两大知识体系。当今世界,西学在演变发展,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派林立、观点纷繁,这些理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需要中国学者有扬有弃地借鉴、批评和超越。国学也正在发掘、弘扬,“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研究国学思想、理论和文化,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既坚持从“世情”、“国情”出发,也同时考虑“西学”和“国学”两大知识体系。基于如此考虑,我们可以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概括为“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也是一般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坚持这一原则和方法,能有效避免“洋教条”式地与国际接轨或“土教条”式地搞复古主义,符合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学风和变革精神,符合党中央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以经济学为例,其综合创新就是要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结合实践,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在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同各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要遵循学术发展规律,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发展不同学派,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深化理论研究。     

  (原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程恩富

  程恩富,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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