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梁柱教授

     毛泽东去世30多年来,“毛泽东热”始终持续存在,这深刻表明毛泽东的事业、思想和精神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贡献、当今社会对待毛泽东同志的不同思潮以及如何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梁柱教授,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这位时代伟人,同时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从而建立起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记者:梁教授您好,首先,请您简要谈谈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梁柱: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联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现实道路和光明前景。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使他为后世所景仰、所传承。

  第一,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时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成功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这一历史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3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随之提上日程。同时,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毛泽东提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其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因而较早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时开启的探索自己国家发展的建设道路,是具有穿越历史作用的伟大起步。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1956 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其中的基本精神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二是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6 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 年6 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最早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同时作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毛泽东不懈努力和探索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当革命胜利初现曙光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1945 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此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警告。为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6条: 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20 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还针对西方预言家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身上,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并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条件:一是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二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三是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

  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特别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早在1957 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了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记者:当前,中国社会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甚至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也存在着在人民群众中经久不息的毛泽东热,两种不同的现象围绕着这位伟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梁柱: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去世30多年来,“毛泽东热”始终持续存在,这深刻表明毛泽东的事业、思想和精神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受到国内外一些人的恶意攻击和否定,一位开国领袖、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受到如此的诬蔑,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所以这样做,说到底,是因为毛泽东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他们企图把中国拉向邪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不仅仅是对待一位历史人物的问题,而是要否定现实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当改革开放之初“非毛化”暗流出现的时候,曾长期蒙冤的开国大将黄克诚挺身而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无可取代的历史功绩。他说:“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还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他还说:“不要用浅薄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有的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限地加以夸大,甚至采取造谣诬蔑的卑下手法;也有的同志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二者都是错误的。这里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第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他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记得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从1956年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从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对于“两弹一星”的成就,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第二,错误并不是纯消极的,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为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上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使我们逐步走向成熟。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所以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苛责前人,而要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第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在探索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和私利。毛泽东的一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奉献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和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请问,应当怎样理解“两个不能否定”的深刻含义?

  梁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面谈的两个问题,有的已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再做一些探讨和补充。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观点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指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发展阶段,它们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割裂、互相对立的两个阶段。毛泽东领导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所取得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外交上的巨大成就,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以及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制度上、物质上、理论上和经验上的重要准备。正是在这样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这是辩证统一的两个发展阶段,是不能割裂的历史的统一体。第二,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意义。在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两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自信,这是我们事业前进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依据。这种自信是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前途的自信。这两个历史发展时期进行的探索和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体制和领导方式的改革和完善,而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搞一套。正确对待历史,是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紧密相关的,如果社会主义历史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也必然会动摇它的现实基础。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第三,正确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政治诉求的有力回答。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而它们都是以否定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前提的。有学者竭力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后来此人又明确地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新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也是对这种企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有力回答。

记者:作为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应当具备怎样的态度?由此出发,当代大学生如何才能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从而建立起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梁柱:作为大学生这个群体,其主流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这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这些年来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影响了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影响了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淡薄了,价值观明显趋向功利,少数学生甚至走上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出现了某种精神失落、道德滑坡以至游戏人生等现象。这是值得我们严重关注和认真对待的。

  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应当是多方面的、深入的,也是生动活泼的。这包括科学理论的引导,丰富的知识涵养,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熏陶,模范事迹和模范人物的导向,等等。青年大学生应当有崇高的理想追求,拒绝卑下,善于抵制各种不良环境的诱惑。青年是富于幻想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但如果大学生只是以明星、歌手甚至时下流行的“土豪”为追逐的偶像,而不知崇敬、效法英雄人物,甚至不知鲁迅、闻一多等为何人,那将是时代的悲哀。一个不知崇敬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他不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他带领中国人民改变了近代中国悲惨的命运,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建立了无比伟大的历史功绩。他有伟大抱负和追求,从小立志,持之以恒,由一个山村农家子弟成长成为造就伟大革命事业的人民领袖,由一个只有中学文凭的青年成长成为博学多才的理论家、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又能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这难道不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青年学子应当学习的榜样吗?

  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在进步发展中都重视自己的历史,都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也许你不懂上千门科学,但你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如果你不热爱历史,那你只会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我们要重视维护自己的历史,用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使历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我国社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以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历史特别是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为害甚烈,特别是对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有很大的侵蚀作用。帮助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对于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关系极大。要帮助他们提高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识别能力,对于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要多问一个为什么,要看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不盲从,不轻信,要敢于维护真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正确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懂得以史实为依据,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懂得通过全面掌握历史材料,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以求得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正确结论,并从中引出合乎规律性的认识。

   (原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

 

梁柱

  梁柱,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兼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副组长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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