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 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大问题

——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建军教授

     人们需要信仰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定与坚强,现实生活中这种需求是迫切的, 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显得更加重要。

  信仰本身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没有人天生就有信仰,或轻易地确立起坚定的信仰。人们需要信仰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定与坚强,现实生活中这种需求是迫切的, 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显得更加重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正确的信仰的难度越来越大。到底什么是信仰?我们应该信仰什么?如何解决信仰中存在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本刊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建军教授。

  记者:信仰、信念、理想、理想信念等概念比较容易混淆请您谈谈如何准确的把握它们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刘建军:以上几个概念大家经常同时使用,但它们在我们主流语境中的出场有一个顺序: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信仰。起初,大家主要用“理想”一词,通行的是“理想教育”这样的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称呼的。但“理想”一词的内涵比较单一,它与信念、信仰有关,但又不能包含信念和信仰。尽管人们有时也把“理想”或“理想教育”加以泛化,用作大概念,把信念甚至信仰也包含在内,但大家渐渐觉得这样不妥。“理想”一词毕竟难以完全涵盖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的相关现象。于是,“信念”一词独立出现了,而且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日益流行。在这方面, 邓小平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在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 “理想”与“信念”并提,并强调了“信念”的重要性,说“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再后来,由于“理想”和“信念”经常并提, 于是二者逐步融合而形成一个新概念“理想信念”。由于这种融合, 概念扩大了,可以从完整意义上指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事情。这一点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也得到了体现。本来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信仰” 概念接着又流行起来。“信仰”概念的出场有一定的必然性。有同志认为,这个词最好不要用,只用“理想信念”就够了。因为“信仰” 一词具有某种宗教上的起源,容易使人想到宗教信仰上去。这样的担心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社会上的概念使用有其自发形成的过程和内在的逻辑。当学者们还在犹豫不决时,“信仰”一词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这是社会的需要,是社会需要在用词用语上的反映。“信仰”概念的出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或必要性:首先,这是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不仅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密切关系,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都有使用。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一律不使用这样的概念。而且,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往往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人为地限制一个词的使用也难以完全做得到。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涵盖不同类型信仰的上位概念。尽管我们可以用“理想信念”指称完整的信仰体系,但主流语境还要用它来指称科学理性的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并不把它来指称宗教信仰。“信仰” 一词本来也主要是指称宗教信仰的,但是近现代以来我们也在宗教信仰之外的范围中使用这个概念。于是“信仰”在广义上泛指所有的信仰,而并不专指宗教信仰。再次,“信仰”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话题。不论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讨论,都在这个领域中发生。我们固然在许多情况下用“理想信念”来称呼科学信仰,但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能拒绝用“信仰”来称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否则,我们就是自己退出信仰的讨论,放弃话语权。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信仰——这四个概念出场的顺序说明,后面的概念对前面的概念有补充作用。但是,这种补充作用并非简单的“替代”,并不等于前面的概念就过时或作废。事实上,它们各有其独特的含义和个性,可以共同而互补性地在社会文化中使用。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探讨问题时,也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所使用的概念。虽然我们并不是总能说清这几个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但具体到特定的语境,我们总能凭直觉或语感而找到最贴切的用词。比如我自己,写的一些同类的文章中,在这几个概念的使用上也并不统一,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最恰切的。那么,能不能简单地做些规定,以便人们来把握这几个概念呢?“信念”与“信仰”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前者层次低而范围广,后者层次高而范围小。在一些比较普通或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就用“信念”,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看法、工作中的想法等,可以称之为“信念”。而在人生大本大原的问题上,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上,才能用 “信仰” 一词。在“理想信念”与“信仰”的关系上,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 可以把它们看作大体相当,因为它们都是对同一类现象的完整表述。另一方面,它们又有语境和色彩上的区别。“理想信念”更多地用来称谓理性的科学的信奉,而不大用在对宗教的信奉上;而“信仰”可以用在宗教上,也可以用在科学信念上。至于我们在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信奉时,是用“理想信念”还是“信仰”,可根据语境来决定,以让读者更易于把握为原则。

  记者:信仰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信仰。请您谈谈你如何理解信仰与人生的关系,或者信仰的重要意义?

  刘建军:信仰对人生确实非常重要,现在大家对此形成了共识。这种重要性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信仰能够使人生具有意义感”。信仰对人生的意义或价值,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信仰是人生的精神寄托。人的心灵和精神需要有一个归依, 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信仰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给心灵一个根本的寄托。当人的思想感情以及时间精力都集中在一个目的或事情上时,他心里就踏实了,他的努力就有了意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信仰就是执著,执著就是投入,投入就是寄托,寄托就是意义。信仰是人在不确定的世界上追寻价值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它给人以主观上的确定性。

  第二,信仰是人生的精神支柱。这种寄托之所以是牢固可靠的, 是因为它对人的精神大厦起着支柱的作用,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支柱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出来。有信仰的人眼神明亮坚定,精神饱满,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而没有信仰的人,则精神萎靡,心神游移,难以始终如一。在人生磨难曲折时期,在面临重大考验甚至要过生命关的时候,信仰的精神支柱作用就更明显突出。若没有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撑,人很难坚持到最后。

  第三,信仰是人生的精神动力。信仰给人以推动的力量,因为它使人树立起理想目标并对其充满渴望,使人具有了使命感。在人的精神世界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如果不能把它集中起来并焕发出来, 就有等于无。但是,怎样才能把人类精神世界的力量最大地发挥出来呢?到目前为上,除了让人树立起“信仰”之外,还没有第二种更好的办法。

  第四,信仰是人生的精神向导。信仰不仅给人以前行的渴望和力量,而且给人指明前行的方向。信仰是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它不仅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而且告诉你什么是应该做的,为人确定价值目标,指出追求的方向。没有方向的人生是痛苦的,时间长了会失去意义感。当然,信仰指出的是大方向,提供的是大的事业平台,至于每个人自己的人生追求,比如职业成才等方面的努力,则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去具体确定。

  记者:改革30多年来,中国人的信仰世界经理了一系列变化,请您谈谈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当前中国人在信仰方面又遇到什么问题?

  刘建军:积极的变化有四个方面。

  第一,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期,我们党既纠正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晚年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既解放了思想,又保留了信仰,巧妙地解决了一个高难度的信仰课题。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纠正了人们认识上的空想和错误的因素,尤其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把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建立在更为科学,更为现实的基础上。

  第三,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和活力,从而坚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信心,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第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空前挫折的非常时期,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发生世界范围大震荡的紧要关头,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成为世界上一面光辉的社会主义旗帜。

  消极变化或存在的问题也有四个方面。

  第一, 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观点遇到了挑战,需要重新研究。特别是由于理论与实际的某些脱节,一些党员和群众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关于理想信念上的困惑。有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了,有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出现了动摇和危机,有的已经发生了信仰的转向。

  第二,由于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日益突出,由于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以及精神生活中娱乐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政治兴趣和政治信念趋向淡化,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有暂时搁置的倾向。

  第三,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经不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经受不住执政的考验,腐败现象在较大面积上出现和蔓延, 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影响甚至动摇了部分群众对党的信赖,从而使一些人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失去现实载体和凝聚核心的危险。

  第四,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些方面呈现复杂化和无序状态,由于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一些丑恶现象的存在,由于对急剧的社会调整和激烈的社会竞争难以适应,对于一些改革措施缺少承受能力,所以当前社会上有一些改革措施缺少承受能力,所以当前社会上有一些人对现实感到失望,转而向神灵寻求庇护,使神秘主义和有神论思潮在社会日益蔓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人们的心灵世界也经历了巨大震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信仰层面而言,可以说是社会中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现象,继而人们品尝了没有信仰的苦果,日益表现出对信仰的渴望,信仰逐渐呈现多元化的样态,而如何进行信仰选择和如何处理不同信仰间的关系,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个体需要信仰,社会也需要信仰。信仰危机的初期,人们可能觉得一种没有信仰重负的放松,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感受到无信仰的痛苦。一种是因为内心无信仰而产生的精神空虚和无意义的苦恼。另一种则是由于缺少信仰的内在约束而导致的一些人的伤天害理的恶行,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道德滑坡现象,就与一些人缺乏信仰有关,既缺乏信仰的指引,又缺乏信仰的约束。于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个人来说,没有信仰不行;对社会来说, 个别人没有信仰可以,多数人没有信仰不行;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 短时间可以,长此以往不行。于是,对信仰的渴望和呼唤,越来越清晰有力。

  那么,应该信仰什么呢?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来作为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呢?这正是当下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是人们争论十分尖锐的问题。有人主张,中国人应该恢复传统的儒家信仰,信仰我们的祖先及其思想;有的主张加以改造,信仰“天、地、国、亲、师”;有人主张基督教救中国,主张“中华归主”;有的主张回归佛教,并说佛教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等等。当然,还有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思想,那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

  总之,不论就当今世界来说,还是就中国社会来说,信仰的态势会呈现多元多样的情况。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社会生活丰富性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正视这种信仰多样化的存在,致力于信仰间和谐关系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以博大宽广的胸怀来看待人民群众的信仰问题, 另一方面要以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和振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大责任。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宗教信仰趋之若鹜,认为宗教信仰能够帮助自己寻求心灵上的鉴定和安全,您认为应当如何分析和看待这种想象,以及如何处理宗教信仰和迷信的关系?

  刘建军:信仰的选择不只是理论问题,人们以实际行动在进行着信仰的选择。事实上,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信仰已经很多样化了。其中, 一些人到宗教中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那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从国家宪法和党的政策上讲,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但是,从理论上看,宗教世界观是神话世界观,从本质上讲是不科学的。宗教以超自然的神灵的存在为前提。从唯物主义观点看,世界观是客观存在并按自己的规律变化发展的,没有什么神灵鬼怪。如果说神是真实,那么它是心理的真实,并不是物理的真实;如果说神是“存在”的,那么它是价值的存在,而不是事实的存在。

  当然,对人生来说,正确与否、科学与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事情。一些不具有科学价值的文化品,也有它一定甚至重要的价值。应该说,宗教就属于这种情况。宗教是一种久远的历史文化现象,包含有丰富的信仰资源。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可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但这却是它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其信仰的资源会经历一个历史淘洗的过程,使宗教信仰自身的形态得到精纯和完善。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并经历了历史淘洗的合法宗教,可以并正在为人们提供信仰的资源。

  在当代,在社会生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一些人信奉宗教能起到一定的心理抚慰作用。他们把自己的苦恼和苦闷投诉给神灵,寄放给神灵,那么他们内心就摆脱了心理的重压,起到一种类似治疗的作用。如此等等。尽管神灵存在只是虚幻,但如果有人通过信仰而感觉到它的存在,并因而得到心理上感情上的安慰或鼓舞,得到了价值观道德观上正向的指导,那么,只要有益于他的生活和幸福,有益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就只能对他表示祝福,而不应说三道四。

  记者:很多大学生都愿意主动追求信仰,但很困惑,您认为什么样的信阳菜是正确的,才值得去信奉?在很多人看来,共产主义信仰似乎没有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信仰更能“抓得到,摸得着”,那么,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刘建军: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当代大学生在信仰上的一种明智选择。这种信仰是新类型的信仰,它不是出世的信仰,而是入世的信仰。它是理性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而不是以非理性、超科学为本质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尽管有其本质上的优点,但它在现实中又往往有其不利或不便之处。它因为不像出世信仰那样“超脱”,因而更容易受到现实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但我们不能因此逃避现实、回避矛盾,把信仰建立在想象的世界里。而应该在现实世界中,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呵护和坚守自己的信仰。

  同时,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仰建设,不断完善自己的信仰体系。我们首先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信仰。有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信仰。我们不能讲什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我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能成人们的信仰。信仰有不同类型,科学的信仰也是信仰,而且是更好的信仰。如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我们在当前的信仰竞争中主动退出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建设,加强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特别是结合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来进行党的信仰建设。我们要揭示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本质和规律,探索科学信仰建设的规律性。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建构,包括信仰经典的编纂、基本信条的梳理、 信仰方式的探索以及信仰教育的创新等。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就会在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力方面取得成效。

   (原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刘建军 

  刘建军,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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