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货币与现代国家

——韩毓海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2010.04.11 15:36
来源: 文汇报     作者: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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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1991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著有《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红玫瑰到红旗:变迁的中国现代观》、《五百年来谁著史》等。

  一、国家货币主权丧失导致明清灭亡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道光年间,当着中国纹银(库平)因国际金融投机出现大规模外流之际,《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军储篇》中就曾这样提醒国人说:“今人只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也”;他还说:“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银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自何得之?”魏源此问,道出了历史幽暗的秘密,他明确地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追溯到明隆庆、万历间的田赋纳银政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国之白银,“自产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银子,七成左右是依赖进口的。

  不过,自隆庆开放“银禁”以来,中国进口白银的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现据吴承明先生《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所作“最谨慎估计”: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流入中国的白银起码已达1.5亿两。而根据百濑弘教授在《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中所作的另一保守统计,从1700年到1835年,由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迅速攀升,总额为12亿两左右,到乾隆中期,每年仅进口西班牙银元便达500万元——这个极其惊人的数字,乃是目前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准确统计数字。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

  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区分何谓“主权货币”,何谓“外贸凭证”。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贸凭证并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与服务作保证,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所作的糊涂事。对明朝而言,这当然就是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如下结果:

  第一,由于国家丧失了发行信用的能力,明以降的中国,就无法以国家信贷的方式,直接补贴基层民生、支持基层和地方经济发展。

  这又进而使得基层民生和生产活动,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地方豪绅的高利贷和宗法制度,由于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资源——白银,国家却不能通过“发行信用”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动员社会,与之抗衡,这样国家就难以与掌握稀缺货币资源的地方豪商争夺民心和民意,更由于丧失了国家信贷的直接支持,中国的生产活动便无法从基层焕发出根本的持续动力。

  第二,明朝中期以来,粮、盐、棉布、海关四大税种渐次收银,而银又主要从海外贸易中得来,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这就是“以对外贸易换银”的发展道路使然,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动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

  同时,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基层生产活动因资金、资本匮乏而落入“高度平衡陷阱”,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说到底最终也是这一依赖白银,放弃主权货币而导致的国家资本匮乏所铸成。

  第三,币制的混乱。仅就清代而言,铜钱之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进入民国,军阀割据,币制更可谓大坏。

  仅杜恂诚先生《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政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成色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复杂程度,实为世界货币史上最大之奇观,可见五百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到民国期间终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主权货币,支配中国财政与经济发展,而这就是约500年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最大偏颇。

  二、战争国债催生近代西方国家体制

  中国比西洋进入近世要早3个世纪。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

  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转折时期,其根本标志,就是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民)国家体制在西方的兴起,而描述欧洲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有益文献甚多,从中我们大体又可以看出如下基本历史线索:

  其一,欧洲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是导致以战争国债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家体制形成之关键。

  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以1492年天主教势力夺取地中海出海口格拉纳达为重要标志发生逆转;哥伦布率150人乘3艘小船,向西航行并意外发现了美洲,也正是通过格拉纳达扬帆出海,而当时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天主教针对伊斯兰教世界进一步的战争筹措资金。而在终于击退了伊斯兰教势力之后,西班牙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迫害异教徒运动。西班牙对荷兰和英国的战争,不过是其迫害新教徒运动的延续。

  但是,恰恰正是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催生了地中海地区现代银行家阶级的发生。热那亚货币商人率先承担起为西班牙帝国筹措战争经费的重任,他们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为抵押,通过发售“调剂债券”为西班牙帝国战争筹资,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自1579年11月21日起,到1621年止,著名的地中海“皮亚琴察债券交易大会”贯串了西班牙帝国整个的战争过程。国家战争债券的诞生,也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欧洲兴起的标志。

  而在对抗西班牙宗教战争的过程中,处于与天主教西班牙对立一方,秉承新教的荷兰,也率先效法热那亚银行家,采用发行国家信用和债券的方式来筹措战争经费,这就导致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的诞生。1688年,当英国王权可能落到天主教徒手中之际,为了避免反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新教国际统一战线”崩溃,尼德兰的威廉三世,又是靠着阿姆斯特丹银行里犹太人提供的秘密贷款,才出其不意地跨过英吉利海峡,夺取了英国王位,而夺位甫始,由于威廉三世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巨大财政负担,他立即通过立宪体制说服议会,以征收高额消费税来获得财政资源,并以此国税为抵押发行国债,这即是英国此后走向不断发债、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可见,所谓“国会”,乃一为确保还款而设立的征税机构,所谓“君主立宪”,乃是限制荷兰出身的君主及阿姆斯特丹银行无节制地汲取英国百姓税收财富的制度,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体制之实质,其根本就在于此,它并无晚清以来“维新立宪派”所宣扬的那种先天神秘优越之处。

  第二,美洲的白银和物产,亚洲的手工业技术以及欧洲对于东方文明的想象,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及社会大革命的基本动力。

  就前一方面来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等著作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最近Flyn和Giraldez等拉美学者的史料研究,已经提供出大量无可辩驳的统计资料和证据。又按照宫崎市定的研究,对火力的运用,即利用煤炭进行高温冶炼的技术突破,其实是在宋代的陶瓷技术中率先成熟,并经阿拉伯世界传向欧洲。

  中国经济学科的开创者钱俊瑞先生,早在其1940年代研究工业化的奠基著作《如何走向工业化的正轨》中深刻指出:工业化的发生、发展,一定要有廉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基础,食物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低廉是完成工业化之前提,手工业技术的发达则是工厂发展的条件,而他所依据者,正是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的精密分析。钱先生亦据此指出:离开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片面强调“工业化”,此类工业化道路必然一事无成——正如离开美洲白银和物产,离开中国手工业技术长期对欧洲的影响、渗透,英国工业革命亦不能发生一样。

  至于后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其实来自关于中国的想象,此一点恐已是史学界的常识。而宫崎市定的名篇《东洋的近世》更深刻指出:东洋贸易积累起的资本造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主体,而关于东洋的“想象”则养成了“启蒙的头脑”。

  按照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之变”学说,东洋和中国的近世,产生于10世纪,而西洋的近世,则产生于13世纪之后,即中国比西洋进入近世要早3个世纪。今天看来,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然而,此时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国家放弃了通过发行信用这个利器谋发展的道路,随着1564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并据此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白银,明王朝竟然“顺应世界大势”,以进口白银替代了国家信用货币——宝钞。如此一来,中国的金融命运就委之于外国,中国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实际上,历史上的白银,即如同二战后的美元一样,不过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贵金属(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如此一来,美元也就不再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当代世界最为奇妙或荒谬之处就在于:美元反而从此由国际贸易凭证,一变而为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这也就意味着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甚至意味着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

  例如,我们以宝贵资源和诚实劳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由于无法在国内消费,所以只能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美国于是得以再利用这些钱反过来继续剥削中国。且随着美国不断发钞,为维持我们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贬值,我们的出口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经济发展便大受限制。

  今天,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着经营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之际,中国政府果断以大规模发行主权货币,即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以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摆脱美元霸权,这乃是从危机中觅得历史契机。

  三、基层动员是国家能力之核心

  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主权货币,这些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而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货币体制的领会,产生最早、实践也最早,这正如宫崎市定等学者所指出,中国之近代、东洋之近代,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早一样。

  元世祖中统元年,中书平章政事(宰相)王文统主持发行了中华帝国第一套、但也是最后一套国家信用纸币——中统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广泛地对于现代货币制度的天才尝试。不过,其结局自然是让人扼腕,王文统的继任者、色目商人阿合马废除了准备金制度,开始滥发纸币,中统钞因之崩溃,至元十三年以降,通货膨胀成为元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蚕食着中统钞的曾经信誉,而恰恰是中统炒的崩溃,为元帝国的末路埋下了伏笔。

  由此也可见,国家信用货币的发行与确立,并不能仅靠对于现代货币体制的天才敏感、超前的领悟与设计(恰如今人所谓“现代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之天才设计一样),因为金融体制创新,与一套动员全社会的紧急机制之间,有着密切而悖论的关系,同时国家信用的发行与确立,亦要有全社会相应的财富支撑能力。更进一步说,国家信用之发行,根本还在国家形成有效地培养社会财富、同时向社会汲取财富、再形成集中社会财富办大事——推动财富放大的机制,即一方面是国家“为民制产”、为民生财,一方面则是理顺国家税收,建立有效之国家财政体制,只有如此,国家方可知道要收多少税,明白发多少钞。而只有为民生财,国家才有税源的发生,只有以国家信用放大财富,才能刺激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发行信用的体制与国家税收体制,此即“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而这里的关键,尤在国家动员基层的能力。

  唐之“两税法”之前,中国的国家形式比较简单,相应而言,基层的事务更少,故基层事务,主要由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斯所谓“役”;但“两税”之后,国家事务日渐庞杂,基层事务更为繁琐,基层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渐成掌握会计、征发、诉讼之庞大的胥吏阶层。本来胥吏出自人民轮流为政府服无偿劳役的“役法”,可是,当胥吏职业化之后,政府却依然根据“役法”,不发给其俸给,如此一来,胥吏只能通过向百姓收取手续费、好处费来谋生,宋明清以来,胥吏队伍日益庞大,基层县衙中是二三百人,多者千人,如同明代皇帝将一切公务文牍委之于内阁学士一样,各级官员则将一切文件、税收委之于胥吏,于是造成胥吏将公文、公事当作私人所有物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具中国特色之“国家行政大包干”——即国家行政由胥吏承包。

  从此以来500年,中国国家只有选官机制,而无任吏机制,胥吏遂成为一师徒父子相授的世袭职位,明代胥吏地位,甚至可以出租买卖,于是富商热衷于担任“乡官”,便成为明代一大特色,除了商人之外,无缘入仕的举人、监生、贡生,更纷纷加入了吏的队伍。明朝后期,胥吏已经发展到“虽未掌握武装,亦已掌握粮仓”的局面。恰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描述:天下饥荒而放手聚敛者,其实就是这个掌握着粮仓的阶级,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基层吏治”从此根深蒂固。

  自宋代陆象山、叶水心提出“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核心论断以来,从黄宗羲、顾炎武到梁启超论中国政治,都以此为立论根本,此绝非偶然。而帝国为了治官和治吏,自然也设计出各种巧夺天工的方案,例如:明代因为对“以官治官”的“监察”机制绝望,方才发明了太监这种机制,同样,明清亦发明了以“幕僚”来监察吏的机制,甚至将胥吏分成两班,以利于互相监督揭发。其结果,反而使得吏之上有幕僚,官之上有太监,幕僚与吏互相勾结,官与太监相与沆瀣,国家将行政——特别是基层行政、司法、财务、赋税全部承包给吏去处理,而又不肯发俸于吏,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等于国家“放百万虎狼于民间”,胥吏最终沦为背靠官府的黑社会势力,这就是500年中国体制之大弊端,正是这一体制,一方面破坏“为民治产”、“为民生财”,一方面庞大的胥吏队伍之大规模中饱私囊,彻底破坏了国家有效的税收体制,最终毁灭了国家信用,所谓中国国家体制不能完成现代化,其关键也就在此。

  历史上被广为探究的熙宁变法,其核心其实是以货币改革为手段,而以吏治改革为目的,王安石喜欢自称“理财”之官,实则是长于“理政”。王荆公明白:两税法后,国家放弃分配土地,即等于放弃了最核心的经济职能,或者意味着国家官僚在个体小农眼里只干两件事:一曰收税,二曰征发,既然国家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服务,反倒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些保护、救济、种子农具之类,长此以往,臣民自然只知有“豪族”不知有“国家”,政权根基因之松动、流失。王安石更认识到:放弃分配土地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等收税,而是意味着国家必须开拓新思路、为基层提供新服务,否则就要为民众所抛弃,继而为基层民众依赖的地方豪强所胁持。而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就是提供以“青苗钱”为核心的国家信贷服务。豪强之所以能在没有公权力的前提下控制地方,令小民百姓趋之若鹜,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稀缺的经济资源,若有急难,不靠他们自然不行。故而根治豪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中垄断的资源不再稀缺。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国家以财政实力为后盾,与地方高利贷者竞争基层信贷市场,通过向乡村大量注资,压低利率,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被兼并。在国家无法再分配土地的现实中,保护农民现有土地就是国家可能提供的最宝贵服务,也是国家建立基层信誉的最有效途径。荆公目光之锐利,由此可见一斑。

  惜乎阴差阳错,王荆公终于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中关键,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免役钱”,即让民间交钱“助役”,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出钱养胥吏。其结果反而是使胥吏暗自的中饱私囊,变成了公开掠夺,于是改革失去民心。而从这个角度,似乎才能理解隆、万时代高张两位大明栋梁的作为:二人接手者,为嘉靖严嵩留下的烂摊子,要填补国库亏空,自然就得先把钱拿到手里再说。倘不想直接去搜刮百姓,或得罪胥吏,除了进口点银子来花,还能怎么办呢?而一旦确立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这一切改革措施的初衷——树立国家货币的信誉,也就被彻底放弃了——斯为“饮鸩止渴”。于是,中国之命运,自此舍一场根本性的大革命则无以改变了。

  宫崎市定有言:中国式的贵族特权制,自古便不来自天子赐土,而是来自“郡望”,即地方望族之相续。近世以来,随着国家事物繁杂而庞大的吏的阶层,更与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豪商阶层结合,产生了新的地方郡望阶级,这是中国式封建主义的根本。鸦片战争以来,如果没有他们的服务和协助,帝国主义的势力其实是无法如此深入到中国内部的,民国以来,一切军阀的根子,其实也就在地方的土豪劣绅。这正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的洞见。何谓中国之革命?它仅仅是在英美等世界“领袖”扶持下实现的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还是要从中国社会最基层出发去斩断“三座大山”的根本?而这又是1940年代围绕“两个中国的命运”所进行激辩的核心所在。

  亨廷顿有一名言: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政权的能力。而国家能力之核心,就在基层动员能力。关于明清衰亡,议论很多,但近代以来,能看到中国封建主义根源就在土豪劣绅、黑社会把持地方,从而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用与能力这一点的,只有共产党人而已。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国家衰弱就是不能遏制的,而从晚清立宪派到国民党人恰恰就是没有认识到:对于明清帝国来说,政权的形式无论怎样,都难以解决基层的无组织问题,自然更无法扭转在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对抗中任人宰割的颓势。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主权货币,这些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而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这就是五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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