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

2013.12.13 14:44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钱其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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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对国际战略的运筹帷幄,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谨就这方面谈些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期间,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侵犯和任意宰割。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设置租界,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驻军权以及种种经济、文化特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考虑新中国的外交绝对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他高瞻远瞩,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毅然决定破旧立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还确定了我国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按照上述原则,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0个。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他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打扫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世界各国如何相处,毛泽东和周恩来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要求不骄不躁,不亢不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应当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务,都由各国自己作主,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各国之间相互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当然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些主张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并在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外交,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正如他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当时国际形势相当紧张。人们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谈论刚刚出现的原子弹。1946年8月,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时也提出了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论点。后来他在阐述这个思想的时候,着重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我国东北边境进行空袭轰炸,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气势汹汹的美国面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顶天立地,不畏强暴,同时采取“后发制人”策略,在美国拒绝新中国一再警告的情况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下来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决策。1954年,新中国首次实际上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同其他与会国一起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控制台湾,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沿海受到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毛泽东坚定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1955年4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讲话,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经过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打谈较量,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国军威国威,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维护和平、说话算数的鲜明的独特风格。

  调动外交全局的雄才大略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推行霸权主义,并威胁我国的稳定与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当时的形势相当险恶。毛泽东在提出反对美苏两霸的同时,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等待时机,准备调整战略。

  对当时的苏联,毛泽东先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同苏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期望维护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周恩来访苏,为争取改善关系再次作出努力。但是苏方不仅拒绝中方的良好愿望,反而加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挑起边境冲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

  在同苏联霸权进行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力不从心,正谋求从越南脱身。为了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毛泽东决定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并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同时旗帜鲜明地全力地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洲十三国的时候,提出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这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争取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改变对华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毛泽东抓住时机,从乒乓外交开始,到1972年2月实现了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他,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同他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确定了建立中美新型关系的原则。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终于结束了中美长达二十二年严重对峙的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实现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

  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着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我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我国的朋友遍及五大洲,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毛泽东以他调动全局的雄才大略,为捍卫我国的独立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宝库中吸取营养,结合实践,常学常新。我们要学习他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学习他不怕压、不信邪、不畏强暴、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英雄气概;学习他满腔热情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

  在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外交上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结合新的外交实践,使它更加丰富、完善和具有生命力,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了三十多篇主要谈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文章。这些著作中谈到的重大事件和反映出的光辉思想,都是我们十多年来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倍感亲切,体会更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外交思想同当前我国具体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方针政策。他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

  首先,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论断,他明确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保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作出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并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第三、小平同志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他一再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小平同志还第一个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第四、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号召中国人民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第五、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洗旧中国的耻辱。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要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通过接触和谈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可以实现统一大业的。

  第六、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方针,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拓了崭新的外交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更加扬眉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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