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工作

2013.10.22 09:15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马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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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仲勋同志相识,最初是在1934年东的陕甘边根据地。那时他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由陕北特委派出搞兵运工作,返回时途径南梁被留了下来。翌年,我任东部地区工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1935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我们和刘志丹等同志被逮捕,同在一个监狱,幸蒙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我们才得以释放。抗战开始后,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我任陇东地委书记。我们真正在一起工作,是1945年秋,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好几年中。

  当年我们在西北局的工作,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尽管这两个时期形势和任务不同,但仲勋同志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西北实际结合。西北局从成立到1948年3月,一直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在自卫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军事斗争,处处关心着西北地方工作,我们能就近直接获得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当回忆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工作的时候,为不禁缅怀彭德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作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对全局工作所做出的特有的贡献。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他无不向我们提示和建议,在西北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族问题、团结党外人士问题上,他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们。他对习仲勋同志充分信任和支持,仲勋同志对他也十分尊重,这是西北局能做好工作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班子中,贺龙和马明方在工作上也给仲勋同志以大力支持,还有坚持边区政府工作的林老(伯渠)、谢老(觉哉),以及分管各方面工作的贾拓夫、李卓然、张稼夫、张德生、汪锋、赵伯平等同志。我们一班人密切合作,团结一致,都很将党性原则,具有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才在工作中取得了应有的成绩。

  毛主席要求陕甘宁边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西北局照此进行民主政权建设。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主要指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重视边区政权建设是有历史背景的。远在抗战开始,我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提出抗日战争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毛主席亲自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了把边区建设成民主模范根据地,还制定了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1/3、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的“三三制”政策。

  习仲勋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边区参议会,他先后当过驻会议员和议长,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真诚合作,重要事情必须同党外人士商量。按毛主席的话来说,边区是民主抗日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由从来“推动全国民主化”。根据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先在绥德、陇东、富县三个地方试行“三三制”,共选出了乡县两级参议员三万多人(其中乡参议员29460人,县参议员2624人),在此基础上普遍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同时选举出边区参议会议员242人(其中候补31人)。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三三制”得到了普遍实行,著名的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被选为参议会的副议长(他们均在第三届继续连任),柳湜、贺连城、霍子乐、毕光斗等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一大批党外人士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仲勋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顺利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城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

  在解放战争的激烈斗争中,为配合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正面作战,西北局大力加强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铎在我们向蒋介石、胡宗南实行战略反攻的前夕率部起义,从背后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这是与习仲勋同志亲自做了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我们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现了更大的规模。要不要扩大统一战线,敢不敢在更大范围内同民主民主人士合作,成为民主政权建设的关键问题。西北局毅然采取了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延聘了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如张凤翙、韩兆鹗、邓宝珊、孙蔚如、陶峙岳等参加西北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他们先后都当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又任过副省长、省长。在各地区和市县,也都吸收一大批民主人士参加了各级人民政府。佛教领袖班禅在入藏前,我们就和他有友好的交往。这些民主人士,有的对地方情况熟悉,有的在一定的阶层有影响、有联系。

  西北统一战线工作中另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

  西北地区是我国地域最辽阔的地区,有339万平方公里土地,在所辖陕甘宁青新5个省份中有4个省(区)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15个少数民族,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旧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实行压迫和屠杀工作的政策,留下了深刻的民族隔阂。这种情况决定了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仲勋同志曾说:“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这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共识。1950年西北刚刚解放,西北局就正式讨论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提出要吸收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参加政府,在一切工作中要照顾民族特点,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要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适当发展党员等五项措施,当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这些方针政策时,受到了各族各界的普遍欢迎。

  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我们既反对了大汉族主义,又反对了地方民族主义。

  我们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分析后,在政治上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在组织上适当地安置在西北各地有影响的马鸿宾、黄正清、马辅臣、喜饶嘉措等人。起用在群众中威望的包尔汉等同志。他们先后都被延聘参加了各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马、黄、马、喜、包等人都作了副省长或省长。各地和各县也都相继安排了一大批民族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和他们真诚相见,友好合作,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很快平稳下来。这时,仲勋同志曾兼任统战部长,亲自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频繁交往,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个人间的友谊。

  当年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子也十分猖狂,但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了帮助恢复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发展贸易的政策。例如我们在青海实行了有利于臧民发展生产的收购政策——解放前,150斤羊毛换1块砖茶,现在可换15块。那里臧民高兴地说:“毛主席来了,羊毛值钱了!”在群众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党的政策好。我们在新疆和宁夏帮助维吾尔和回族群众修水利有很大成绩,也受到群众拥护。我们还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协助马辅臣办电厂。

  再次,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力恢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使他们感到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尊重他们的,使他们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由于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政策,稳定了西北形势,为土改、剿匪反霸等各项工作创造了能够顺利开展的局面。

  西北局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土地改革,及时发现并纠正“左”的倾向,一直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

  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可分为陕甘宁边区老区的土改和解放后全西北的土改。

  陕甘宁边区原来经济比较落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事连年,加上自然灾害,耕地只有843万亩,仅占可耕面积的五分之一多一点。1937年,粮食产量只有一百一十多万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在我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抗战的需要,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到1943年后,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逐步深入。这一运动减轻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促使边区农村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中农成了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些情况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进行土改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边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大约有一半的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在另一半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抗战期间由于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原来地主占有的土地中有一半左右已经转移到劳动农民手中。在前一类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权纠纷和个别地主违法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在后一类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减租减息搞得不够彻底。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西北局决定在以前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区,主要解决好地权问题,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在未实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减租保佃斗争,促进生产发展,再逐步采取措施,达到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减少对社会的震动,1946年9月开始,仲勋同志去关中,我和马明方先后去陇东,试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工作。这是当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新政策,到1947年底,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过土地的三百七十多个乡,经过对地主土地的收购,把一百二十余万亩土地转到农民手中,但后来由于形势变化这个政策未再实行。

  应当指出,陕甘宁边区土改能够胜利完成,还由于在中央领导下及时纠正“左”的倾向。陕甘宁边区也在土改过程中出现过“左”的倾向,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拉出来斗争。这主要因为受了不加分别地平分一切土地的思想的影响,盲目接受了晋绥的某些经验,以及我们召开了潜伏有“左”的情绪的义合会议。

  为了转变干部在长期较稳定的环境中滋生的麻痹思想,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支持战争的胜利,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了干部大会(简称义合会议)。这个会在上述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发展了“左”的情绪。直到中央12月28日在米脂县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左”的思想才得到纠正,西北局同志感到中央对我们教育很大。仲勋同志发觉问题也最早,他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赞赏。

  1948年1月4日,仲勋同志给西北局和中央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20%,许多原先的地富的土地多已经被没收,参加劳动最少在7年以上,成份已经转化。

  毛主席对习仲勋同志的报告非常重视,1月9日作了如下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规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同时,主席还提议仲勋、明方和我,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各县巡视工作。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仲勋同志到绥德,马明方到延属分区,我到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我们一路上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发现和解决问题,使边区各地土改中的“左”的偏向开始得到纠正。

  1月19日,仲勋同志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给毛主席又发一电报,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的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虽然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农村极度紧张。习仲勋同志在电报中提出了为贯彻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克服极左情绪的9条措施,主要是:坚持表彰和保护劳动致富;要承认业已变化了的新的阶级成份;不要怕中农当道;不应再算政治老帐;除对“投敌分子”外,对其余人都采取感化争取政策;对恶霸应有明确定义,不要搞株连;老区土改应以“调剂”为主;要结合土改发展生产、搞好救灾,等等。第二天(1月20日),毛主席就批示,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相同情形的,一定要密切注意“左”的错误。

  2月8日,习仲勋同志还向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即:(一)现在在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要平分,必然要动用大部分以至全部中农的土地,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致贫。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的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的一部或大部;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的一部或大部;(四)要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不然就会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之势”。仲勋同志所反映的上述情况和他关于老区土改的意见,进一步受到了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视。

  在我们具体落实中央关于老区和半老区土改政策时,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这是在土改中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其中总结了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的典型经验:他们从老区实际出发,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调剂土地的方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巩固地团结中农,促进生产发展。中央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推行土改的指示,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主席又把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区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转发全国,以其“生动、具体的经验”,纠正“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据统计,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在克服了“左”的倾向后,取得了土改工作的很大胜利: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近60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总结我们的经验,对老区、半老区的土改,走了一个“之”字道路,1947年以前,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从实际出发的,并有所创造,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但到1947年春发生了“左”的倾向,直到杨家沟会议之后,才又走上正道。正是由于仲勋同志和我们一班人发现“左”的倾向较早,使偏差较快地得到纠正,损失较少。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西北新区的土改,我们着重抓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力教育干部掌握土改的总方针、总政策。

  1949年9月底,西北全部解放。整个西北土改问题突出提到西北局的日程上。这将是一次最大规模、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伟大任务,首先教育干部掌握土改的总方针总政策。我党1950年前的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6月,中央提出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里有了重要改变:即要中立富农。

  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呢?

  在政治上中立富农,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阶级。过去,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与反革命力量的残酷战争中,人民力量还处于相对劣势,一方面富农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改;另一方面,人民战争又要求农民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支援战争。现在形势不同了,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富农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改变,一般是能够争取他们中立的,而且还因此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因此,使成千上万的土改工作组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西北土改的第二个问题是,土改占有情况不仅与陕甘宁边区、而且与其他地区很不相同,要按此实情来执行政策和进行工作。

  西北广大地区居住着十几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民族是从事畜牧业的,在他们那里,土地问题有着与汉族农耕区根本不同的性质。回族虽然大多以农业为主,但那里的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这种具体情况,我们决定,在西北地区的土改“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汉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等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和贯彻民族政策情况,在条件成熟后在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改革问题。

  由于我们这样谨慎、稳妥地执行土地政策,从1951年冬到1952年5月,在关内4省的106个县、8个市,16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土改。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又在新疆的62个县,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土改。到1953年,大西北的土改全部完成。

  从1951年冬到次年春,西北地区土改的特别成就,还在于成功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其中约有半数土改地区是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地区。我们规定,“在这写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同时,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要排出名单,在土改中予以适当保护。例如由于保护了青海的马辅臣和甘肃的马全钦等人,保证了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的土改能够稳妥而顺利地进行。

  经过土改,各族农民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批农民参加了生产互助组,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提高了产量。例如甘肃省1952年基本完成土改,到1954年底,粮食由267万吨增加到317万吨;财政收入由11100万元增加到一万四千三百多万元,明显地展示了土改所取得的成绩,为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再如陕西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分三期完成了土改。不但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要求,结合土改发展了生产,还收缴了大量的地主枪支弹药,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为安定局势创造了条件。

  在空前规模的土改运动中,个别地方发生粗糙和不彻底的现象是难免的,但不是主流。后来有人说“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应当说,西北局领导的陕北土改和大西北土改的胜利完成,是西北革命历史上的大事,坚定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其中也体现了仲勋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

  富有成效的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是由于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是积极稳妥而有成效的。大军过后,散匪匿迹,恶霸收敛,一路平靖,人民满意。

  全西北解放后,各地流散着大约数万名土匪和特务,他们是蒋介石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自持有武装力量,盘踞在一些边远地方,继续与人民为敌。消灭他们,是当时的紧迫任务。

  这些土匪主要有两类:(一)政治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二)惯匪,实行地盘割据,以抢劫钱财为目的。两类中均有特务把持和操纵,因而其内部矛盾很复杂。

  1949年夏天。西北局召开了关中新区地委书记会议。仲勋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的报告,论述了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指出:“剿匪是当务之急,但应把追剿股匪和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查、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

  1950年6月,西北局经过对匪情的认真分析研究,根据中央的方针,提出了以下7点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一、对土匪要坚决消灭,但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要集中力量打击匪首,把其罪恶公布于众;要把一般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利益。

  二、在新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

  三、在肃特问题上,着重宽大以争取、分化,动摇敌人,并把宽大和镇压相结合。

  四、对一贯道,要展开全面的群众工作,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争取广大群众脱离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有准备地打击道首,清查特务,达到摧毁其组织的目的。

  五、要善于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有些问题是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如固原县强行划分行政区界,引起群众不满;县长不察民情,固执已见,导致群众骚动。这不能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

  六、要提高警惕,及时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坏人与匪特勾结的问题。

  七、在剿匪斗争中,为孤立敌人,要主动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应该争取已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

  按照以上的政策和策略,从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到西北全部解放,共消灭土匪六七万人。同时顺利地解决了敌特武装,打垮了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处理了临夏事件、平凉事件。

  在剿匪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西北局和仲勋同志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匪和叛匪的政策和策略。

  1950年春夏之交,平凉、海原、固原、皋兰等地回汉关系紧张,匪特主要利用回汉民族间的历史隔阂,以及我们的干部执行民族政策工作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并在回民中散布恐怖情绪,致使西北四五万回民逃往绥西地区。形式非常严峻。面对这种情况,西北局首先着重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一)在回汉两族群众中进行揭露匪特及解释我党民族政策;(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政治上分化瓦解和招抚相结合;(三)待回民明白我们对回民的政策后,再清剿其中的顽匪;(四)在剿匪时严格区分匪和民,严禁乱打乱杀,肉刑逼供;(五)对该地区的无极道、一贯道、大刀会等反动团体,如只是汉人的组织或只有很少回人,则公开宣布其为非法,对挑战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进行公开镇压。总之,我们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个核心,把复杂的矛盾层层解开,集中打击一小撮匪特,稳定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1951年底,青海昂拉藏族地区封建世袭千户项谦网罗2000多人武装叛乱。仲勋同志把政治争取摆在首位,采取“七禽孟获”的办法,对项几擒几纵,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晓之以民族团结大义,配合解放军清剿,终于争取其回来投降,而且我们仍叫他当千户,这对藏族地区的全体头人来说,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潜藏在青海的原马步芳集团的反动军官到各地串连,歧途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煽动群众在甘肃、青海、宁夏多处骚乱,其中马良、马元祥股匪流窜到甘南藏族聚居区进行骚扰活动。国民党台湾当局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三路司令”,委任马元祥为“第一○二路司令”,并在该地区空投特务,聚集反革命武装千余人。我们组织了藏族民主人士黄正清为团长的甘南访问团,深入甘南藏区各地,在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马良、马元祥,在做好群众工作之后,我军采取了军事上的积极防御政策。到1953年5月,马良、马元祥股匪终于全部被我军歼灭。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打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

  1952年7月,中央派仲勋同志等同志前去新疆,参加了中共新疆第二次代表会议。帮助分局领导和各地代表总结经验,正确处理了乌斯满煽动部分群众叛乱和进行抢劫的事件,规定:牧区镇压反革命,只在有现行活动和叛乱的首脑分子中进行;对于实行武装叛乱的部落头人,要先以最大力量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在争取确实无效时,才组织武装进剿;在牧区,首先要安定社会秩序,团结上层,再通过上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团结牧区全体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有领导地组织牧民与牧主双方协商,订立自愿两利的合同,逐渐实行改革,适当改善牧民生活;保护和发展畜牧业,不要轻率地发动牧民抛弃牧业而转务农业。

  此后,由于我们坚持对乌斯满叛乱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上防御的政策,特别是结合剿匪安置流窜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使他们停止了抢劫,在从基础上,集中力量打击顽固不化的匪首,迅速解决了乌斯满叛乱。

  到1952年12月,西北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妥当地解决了新疆问题、甘肃平凉西吉事件、阿木去乎事件、青海昂拉武装叛乱,在1953年5月全部彻底消灭了马良、马元祥股匪,稳定了大西北的政治形势,使社会风气起了根本变化,甘肃文县农民高自成为捕捉土匪,化装成乞丐侦察匪窝;康县农民邱玉山为捉拿特务头子张守礼,自告奋勇奔走了8天8夜。全省在3031个乡中,就有3186000人参加农会,占总人口的38%;有437000人参加了民兵。而农会和民兵更是大显神威,使土匪恶霸十分害怕。

  利用多种途径,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批干部

  西北党的建设与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从那时到1948年3月,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公13个年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央和毛主席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党的建设政策。因此,西北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靠近中央,经常能获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中央讨论西北的工作问题时,经常吸收西北局的常委参加。中央指定任弼时同志分管西北局工作。西北局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出席。西北局制定一些重要文件可以得到中央的及时指导和帮助。有时西北局对中央的指示提出某些变通办法,能及时得到中央的认可,这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事实上,边区当年只有150万人口,要负责保障几万军队、机关干部和广大学习的生活需要,要巩固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指出:党的建设首先要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党的总路线,在当时要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服务,要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把边区建设成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其次,把大力培养大批干部,满足边区及全国的需要当作党建的另一重要任务。为此,我们狠抓了干部教育,努力办好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党校),仲勋同志和我都先后任过校长。我们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和民族干部。为了边区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还在各个分区办了师范和中学,初步形成了革命教育的网络。西北党校和它的前身边区党校从1937年到1945年为西北培养了干部四千二百多人,边区的7所中学中都设有地方干部班,先后共有53个,到1945年累计调出三千多人充实了边区干部队伍,这是边区工作取得成绩的一项保证。再次,我们努力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边区当年党员并不多,一般地占人口的2%左右,但战斗力强,模范带头作用大。据“七大”前夕统计,当时延属地委辖10个县委,有党员16628人;绥德地委辖6个县委,有党员10514人;陇东地委辖6个县委,有党员5051人,关中地委辖4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区委,有党员3131人;三边地区共有党员4021人;边区机关共有党员2850人;以上总计42195人。由于采取了支部建在基层的方针,党员在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征粮扩兵、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保卫等方面的工作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这些任务的胜利完成。直到1948年结合新式整军运动进行整党。西北局发出了“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党员才增加了一倍,达到占人口的5%左右。可见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首先不在党员的数量多,而在于质量要高。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动员干部作好支前工作,组织地下党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甘等省的地下党在动员学生参加革命、参加解放军、组织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策动民团起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如西府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政府参加了钳制和打击胡宗南的战争。

  最严峻的任务是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量干部。这曾经是西北压倒一切的大事。陕甘宁边区只有23个县,干部的数量质量都很有限,要满足干部班子的需要,是极其光荣而繁重的任务。我们大力培养干部,扩充干部来源,加速培养和选拔。据统计,先后从边区抽调约1万左右的干部,从晋绥地区和晋南地区抽调约二千多干部(当时晋绥分居归西北局领导)。陕西、甘肃的地下党,新疆的三区革命出了一批干部。他们中大多树人艰苦奋斗,不辞劳苦,很快同新区人民结合,开创了局面。但是还深感不足,人手不敷分配,干部素质需要提高。于是西北局还采取了以下重要方针和措施:

  (一)派能力强、威望高的同志担任省级领导。例如陕西由马明方、张邦英、西安由赵伯平、方仲如,新疆由王震、王恩茂,甘肃由张德生、孙作宾,青海由张仲良、赵寿山,宁夏由潘自力、朱敏分别主持全面工作。他们不但由威信,而且多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由经验、有组织能力,到达岗位后,很快组织起了领导班子,稳定了当地的局面。

  (二)大力提高在职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各级组织中增设了副职,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特别注意培养了民族干部。

  (三)积极培养、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扩大党校,创办“革命大学”。一边战斗,一边培训干部。为了加大培训干部的力度,仲勋同志和西北局的常委都曾在这些学校里讲过课。

  (四)把军队变成为工作队,这也是地方干部的来源之一。把军队中的一些骨干留在新解放的广大地区,让他们转业改做地方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有不少原来在部队工作的同志,后来都成了西北各地各级党政的主要领导干部。

  (五)认真加强新区党的建设。在新区开展的各种工作中特别是土改中考察、了解培养对象,积极而又稳妥地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据统计,陕西省1949年有基层党组织2947个,到1953年已达到6797个,增长1.28倍;1949年有党员64861人,到1953年达到114590人,增长76%;干部人数也由1949年的63479人,增长到121964人,增长近一倍。由于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西北各省在1953年就都基本上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有效地领导了解放初期西北各地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

  (六)西北局和仲勋同志重视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之间、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以及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地方干部对军队干部,老区来的干部对新解放区当地的干部、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干部,党内干部对党外干部,有功劳的干部对犯有错误的干部等等,都要尊重、爱护和关怀,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正是由于西北局和仲勋同志坚持这些原则,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西北局对干部的教育,坚持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宗旨。仲勋同志提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我们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革命中的“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全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前仆后继、艰难的革命斗争所建立的全西北人民民主政权胜利诞生。这个胜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彭德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贺龙、习仲勋指挥的西北军区部队,同时还由于西北局坚决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各省党政领导同志齐心合力,和各级干部切实依靠群众,共同努力,仲勋同志当时代表西北局号召大家“要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接着即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斗争。

  我们强调要对干部进行经常的培训,同时也强调干部的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要求大家时时要按刘少奇同志讲到的“党员八条标准”约束自己,不断提高自己。县以上干部要认真读书,扎扎实实学好毛主席号召学习的12本《干部必读》。实践证明,这是提高干部觉悟的有效途径。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下,西北的许多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仲勋同志有个很好的说法:“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现在有的干部借口“没有时间”读书,其实这是对读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马文瑞: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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