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

2014.04.28 09:31
来源: 《党建》     作者: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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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带有恒定性的文化精神价值,都是稳定的、永久的。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表述上,在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彼此可以互相阐释。

  中国是“文明体”国家,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本体的一些价值理念,确实有一些是永恒的价值理念,它不仅适用于今天,而且具有普遍的和普世的意义。

  下面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里面梳理出几对概念,这些概念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非常切中,而在传统文化价值理念里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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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诚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论语》好几处明言,孔子“主忠信”。孟子也说,“朋友”要“有信”。《礼记》里有“忠信,礼之本”的记载。《尚书》“礼运篇”的话更有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信”其实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信是五伦之一,在《六经》和孔子、孟子的思想里,“信”这个价值理念居于很高的位置。

  关于“诚”这个概念,《易经》的乾卦一方面讲“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是其入径,同时讲“修辞立其诚”。“诚”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言行的内在依据。《大学》和《中庸》讲“诚”特别集中,《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能够做到“诚”,是“人之道”。并提出“诚”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这个价值理念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

  《大学》更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正心诚意开始。“诚于中”,当“形于外”的时候,才能虽“不中”,“也不远”。而且只有内有“诚”,外面才可能有“信”,诚信是连在一起的。荀子对“诚信”的意义寄望最高,他提出,“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也“不能化万民”。因此认为“诚”是“君子之所守”,也是“政事之本”。甚至他提出:“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古代讲一个人的修为,亦即“进德修业”,或者如今天所说如何在道德业绩方面建构自己,“诚信”是一个标志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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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敬。尊敬的敬。我们尊敬他人,尊敬师长,尊敬长辈,这都是敬。但作为价值理念的“敬”,它的内涵并不是对他人而言,而是指一个人的自我,指他的个体生命的自性与庄严。是人的本体呈现出来的一种庄严,是自性的庄严。

  现在“孝”开始讲得比较多了。什么是“孝”呢?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回答: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显然,孔子认为孝的精神内核是“敬”。对自己亲长的尊爱,主要表现在“敬”上,所以中国历来讲敬老。“敬”包括外在的礼貌和内心的诚敬。

  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多礼仪,包括家庭的礼仪,社会的礼仪,甚至朝廷的礼仪,而所有礼仪的核心精神价值都是敬。所谓无敬不成礼。孔子讲过,如果为礼不敬,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包括我们平时的仪容衣饰,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不光是避寒保暖,同时也是一种礼仪的表示,表达的是对场合主人及宾客的礼敬。

  孔子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军队中的统帅被俘了,或者被斩首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普通的个人,他的“志”是不应该被夺走的。什么是“志”?已往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志”解释成一种意愿,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期待,这个解释不对。20世纪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叫马一浮,他说“志”就是敬,就是人的内在的庄严,属于人的本我的自重和自尊,这个谁也夺不去。一个人的自性的庄严你怎么能夺走呢?马一浮先生把“志”解释为敬,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

  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大丈夫”。这种大丈夫精神,就是不可夺的内在庄严,也就是“敬”。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表达的也是一种“志”,自守廉洁的清贫之志。但是在今天大家看到,有多少人在金钱面前低下了自己的头颅。金钱能带来尊严吗?恰恰相反,它常常使人失去尊严。我讲的这个“敬”,孔子讲,孟子讲,“六经”里也讲。《尚书》的一篇文章就说:“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敬、诚、信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无诚则不信,没有“敬”,也就不可能有诚信。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等思想家又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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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诚信,讲敬,跟这个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廉耻。《中庸》里面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你要肯学,离知已经不远了。而“仁”,需要在行动中勘察。光说话,不作为,不践行,算不得“仁者”。“知耻”,指一个人做了错事,或对不恰当言行的羞愧、不好意思。但认错需要勇气,所以《中庸》讲“知耻近乎勇”。《中庸》并且提出,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了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他把这四句话叫做人的“四端”,就是做人的开始。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辞让之心就是文明礼貌;是非之心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羞恶之心就是知耻。

  廉耻是把“耻”跟“廉”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里面,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明代的大学者顾炎武说,廉耻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是立人之大节。他说,如果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什么都敢做。如果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什么都敢拿。他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廉耻这个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他的书里面讲,“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如果礼义廉耻没有了,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讲一个社会全体的共认价值,礼义廉耻是个核心。古今不废,今天更重要,更适用,又简便,又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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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须讲到“恕”,宽恕的“恕”。这也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理念。恕道是孔子的思想。什么是恕?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这个思想,西方思想界评价很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称“恕”这个价值理念,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道德的金律,或者道德的银律。

  一个社会人与人相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体谅和谅解,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可以减少许多冲突和纠纷。现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对古人的学说,需要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恕”,就是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也可以称作中国文化中的“异量之美”。

  5

  还有一个价值理念是“和同”。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思考行事的一个总的原则,不同也可以共处一个统一体中。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不同的,但不同可以沟通,不必然那样对立。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向主张。宋代的思想家张载,著作不多,但他的思想很重要,有创发的贡献。他的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把这四句话看做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理想。

  他还有另外四句话,我叫它哲学四句教: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这四句话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这些生命个体就是一个一个的象,这些象处在不停地流动变化当中。既然是流动变化的,流动变化的方向就不一定相同,甚至相反,完全背道而驰,也是事物的常态。每个具体的象都将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古代有“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说法,意思是说好看的女性一个人一个样,美丽形态是不同的,虽然不同,又都是美的,各有各的美。西方有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最后两句尤其重要。既然世间的万象运行流动的方向不同,甚至有时反方向运动,所以“有反斯有雠”的情形难免出现,也就是互相之间发生纠结。这个“仇”字,古写作“雠”,左边一个(隹zhi),右边一个(隹zhi),就是两只尾巴很短的鸟。中间一个“言”,实际上是两只鸟在讨论、争吵、辩论。但辩驳的结果,并不是一只鸟将另一只鸟吃掉,而是达成共识,最后“雠必和而解”。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成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这个思想观点来看待世界,不是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吗?当然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的问题,所以需要沟通对话。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是文化社会学家,他晚年的时候,还不断有新思想提出。他最后提出的一个思想很难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他是说,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各有各的长处,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承担者,我们当然喜欢自己的文化,但是你也必须看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大家共识共赏,“美美与共”,形成和谐健全的世界。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理想,希望世界大同。究竟能不能实现大同,我相信那是很遥远的事。但这个世界既然产生了那么多的纷争,最后透过纷争走向和解,从而达至大同,不是没有可能。

  20世纪是一个纷争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人类还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吗?人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这个世界走向和解?中国文化里面“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己可能找到解决之道。当然也不是一味跟人家讲和,都欺负上来了,打到门上来了,中国人也是有勇气,有智慧,战胜那些残暴的势力。但是我们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一些,应该更和谐一些,应该有话好好说。战争常常是不智的表现,战争不是人类问题的最后解决之道。

  6

  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在近代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一言难尽,在我看来其实落后不落后,主要在于肯不肯学习他人的长处。

  中国落后的根子在清代。我的老师戴逸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对清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比较高。清代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清代在版图建构方面贡献巨大,清代中叶经济发展,规模当时世界一流。但是在康熙末年以后的清代中叶,中国关闭了跟西方交通的大门,这个对中国损失极大。直到后来人家打来了,我们的大门被撬开,狼狈不堪。

  我们近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个英明智慧之路。但文化的精神建设比之经济的发展,显然比较滞后。当代文化建设少不了传统资源的补充。我今天讲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当代价值建构的必要组成。可是精神价值的建构是一个长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这是一个大战略,不是一个小技巧。需要从小就有这个训练,这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道德依据。

  因此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应该开国学课。对国学的概念,上世纪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经没有传下来,现有“五经”。“六经”的文字经过孔子删订,汉代重新整理,形成可靠的定本。这个定本在中国差不多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公私学校教学的基本教材。

  “六经”为什么重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论语》、《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只不过孔子的表述,是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阅读理解。所以今天学习“六经”,学习国学,应该从《论语》开始。事实上,只有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六艺之学”,才能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历来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价值教育。你看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但是百年以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以后,没有了传道的内容,教师也是只教书,不再育人。过去中国的教育系统很独特,不仅学校、书院传道,家庭这个系统也是传道的渠道。另外所有的官员都负有“教民”和“传道”的职责。有的官员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地区,会带来新的知识,就像苏东坡到海南,带去很多种植和饮食的知识一样。但我们现代教育在这一方面反而有缺失了。所以我主张通过开国学课,补充上价值教育这一课。但这个过程会很长,不是几十年的事情,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的事情。

  我的期待是,经过长期熏陶,包括敬诚信在内的这些“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能够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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