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书法看当代文艺创作

    近日,一场大雪将北京从深秋带入了寒冬。阳光普照,冰雪消融之际,捧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赏,甚是应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四行行书,二十八个字,流畅自如,圆劲古雅,优闲逸裕,像是穿越过历史的山谷,与现代的我们进行了一次隔空的对话。

    汉字,是人类文明里唯一传承了超过五千年的文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艺史上的深根。而汉字书法所形成的独特艺术,在今天依然能够以其不朽的生命力给现代文艺创作带来启示。

    每一个孩子在童年习字时,都是从田字格或是九宫格开始,红色的格子,横平竖直,帮助我们摆正了每一个汉字,使其布局均匀,站立平正,也约束着每一个汉字不逾越其外框,帮我们树立了最初的“规矩”意识。而后的演绎,都建立在写好方块字的基础上,打好基础,守好规矩,才写得出好字。而现代文艺创作也不应失掉这种孩童般的认真,文艺作品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发展呈现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作为创作者,不论身居何位,都不可失掉敬畏之心。

    柳公权曾说过“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因此,在他的《玄秘塔碑》中,每一个字都有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质。弘一法师晚年以抄经度日,用孩子一样的认真和慎重,不带锋芒,炉火纯青,写字也成为一种修行,虔诚而隽永。大概很多传世佳作,在其作者创作之初,都只是纯然地注入心血,倾入真情,而未料到其后来的命运。文艺创作,应该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却不能全然去迎合大众。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浮躁之风是蠹虫之一。创作和名利的因果次序切不可颠倒,若是以名利为先导,以夺人眼球为目的进行文艺创作,那么,其作品最多也只是一时的哗众取宠。

    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大概都是来自最真实的生活,寄予了创作者最真挚的情怀。好的文艺创作,也并非一定是鸿篇巨著,“接地气儿”也是文艺创作重要的元素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正蒙养而裨后学”的《古文观止》确实是古代文言文之集大成者,而叙述魏晋名士轶闻琐事和玄言清谈的《世说新语》却也不失为一部清新脱俗的传世经典。除了最著名的《兰亭集序》,王羲之留下的字帖,很多都是他日常写给朋友的书信,寥寥数语,短小精悍,字体流畅自在,展现出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奉橘帖》共十二个字,不加修饰,毫无矫揉造作,却是字字可圈可点。张旭的《肚痛帖》也仅仅记载了一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琐事:“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这篇一气呵成、放纵恣肆的草书,却成了传世佳作。正是因为这些诙谐可爱、平易近人、不同于“文以载道”和“九成宫”楷的文风和字体,才有了中国文艺史的包罗万象,蔚为大观。

    若论创作技巧,伟大的艺术家大概都有过对生活最深的感触和体察。《新唐书·艺文传》中记载,公主出行车时,车马行人争抢避让,复又匆忙腾挪,张旭从中领悟到了书法的用笔和意趣,又从高低有序、忽远忽近的吹打鼓乐声中领悟到书法的缓急和节奏。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将汉字笔画拆开,主张从自然的观察中洞悉书法的真谛:“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蒋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一书中就这样评价《笔阵图》:“它也是美学上很基本的感觉教育,使从事任何创作途径的人,不管是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都可以互通。先回归自身,开发了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丰富了身体的感觉,创作的能量自然源源不绝。”也许,抛开创作本身,屏息凝神地去体悟与感知,才能触碰到艺术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现代文艺创作,应如儿童写好自己名字,如祈福者抄写经书,守好心田,心怀敬畏;应贴近最真实最朴素的生活,如大家书写一张问候亲友的字帖,不矫揉造作,不哗众取宠;也应怀有一颗能够感悟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的赤子之心,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情怀,创作出阳光雨露、清风绿水一般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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