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

  3月7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材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加强大学课堂教材的建设管理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中国办的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对大学教材的管理不是不要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开放。”“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的自信。”

  袁贵仁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一个多月前,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指出,《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随后,该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

  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

  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持续深化,我国高校使用西方教材的数量和种类呈现增长趋势,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多位被访学者表示,种类繁多的西方教材中,一些原版教材打着“学术旗号”,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因此,我们要加强阵地建设与管理,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和课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看来,这些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主要存在四种倾向: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存在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政治理论、国家学说,尊崇以私有制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西方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的现象;历史学领域,存在宣扬唯心主义历史观、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而在经济学领域,存在宣扬私有制的优越性、私有化的必然性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性的现象;哲学领域则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宣扬唯心主义、抽象人性、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哲学等。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那些政治性、意识形态属性强烈和明显的学科尤为突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告诉记者,这些教材通常以参考教材的形式出现,也有一些分散在必修课程和必读教材的某些章节中。宋月红介绍说,这些教材的来源和使用方式,多以原版、原著和翻译版的方式被“搬用”。此外,还有的以西方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研究和阐释中国理论与实践。一些学科领域或研究方向,以套用西方研究范式为应然,以引用西方教材为必需,以西方价值为是非标准。

  “经济学领域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时每周约三四节课,西方经济学课时每周则有十几节课。在研究生的经济学入学考试中,也只考西方经济学知识。“这极易影响学生将来的经济学取向,导致他们疏离政治经济学,进而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解决金融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怎么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导理论和政策呢?”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说。

  归根结底是培养接班人

  “高校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虽是教育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宋月红表示,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的侵蚀和消解,并为“西化”、“分化”我国,渗入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

  “在一些学者眼中,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学术,而一旦提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则被归为意识形态,就认为是‘上政治课’。这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程恩富告诉记者,即便在西方国家,高校也只会选择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作为主流教材。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教材只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方法手段之一,授课老师以何种立场解读西方教材同样重要。

  “一些教师在大学讲台上,不加分析和判断地随意传播西方价值观,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有老师‘乐于’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递一些消极、负面的内容,造成学生价值观念的混淆、理想信念的动摇。”郑保卫说。

  采访中一些学者表示,“高校教师应对言辞有基本的约束和克制。”“因此,要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而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是有针对性的。”郑保卫表示。

  不断壮大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要正确使用西方教材,做到“洋为中用”。郑保卫表示,“首先不要被西方理论牵着鼻子走。”“我们一向善于吸收借鉴国外优秀学术思想。但不必在教材、论文和学位等问题上迷信西方、事事以西方学术为准。否则,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动被殖民化。”程恩富说。

  宋月红认为,对于西方教材、西方价值观,一方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借鉴吸收,另一方面,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与西方教材、西方价值观展开平等对话。

  袁贵仁在《求是》杂志2015年第3期撰文指出:“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对此,宋月红提出,要全面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教材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教材的网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不断丰富和拓展传播方式、途径与手段。郑保卫表示,高校教材的编写必须恪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线。

  自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基础教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据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一大批高校重点教材已进入课堂,大量相关理论文章在主要报刊陆续发表。

  “‘马工程’教材是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成果、体现当今中国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最高水平的重点教材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吴向东谈道。

  但“马工程”教材目前在高校只作为推荐教材,并不规定必须使用。程恩富提出,“应尽快制定具体的制度、措施、考核标准,促进我国教授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和自编高质量教材在高校落地,推动自主创新教材切实转化为教学行为。以实现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创新教材体系,为壮大自主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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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材体系,教材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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