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误区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转型是与反省激活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不是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回到“打孔家店”的历史事实,就不会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斥为全盘反传统,而是应当承认它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而且已经萌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端倪。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最终目标指向,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从落后走向昌盛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该刊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 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 创刊及其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并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百年走向。

    百年来,对于新文化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评价。不管作什么样的评价,应当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新文化运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无疑是诸多历史事实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弄清这些事实,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定位,更有助于当下乃至未来的文化思考、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新文化运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孔家店”?

    翻开通行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涉及新文化运动的论著,往往都有这样的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明确指出,到底是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褒扬,“打倒孔家店”几乎成为诟病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最常用的有力佐证。其实,这个口号在至今能够查阅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有胡适写于1921年的《序》,借用他人之语,称赞过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 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其实是“打孔家店”的讹传。也许正是有见于“打孔家店”被讹传为“打倒孔家店”,造成了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片面地理解为全盘否定传统,至少是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以“重提五四精神”为旗帜的新启蒙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一讹传。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一讹传继续流行。

    从不存在的“打倒孔家店”来认识和评价新文化运动,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打倒”和“打”无疑具有重大区别。打个比喻,父母大概都打过孩童时代的子女,但并未要打倒子女,相反,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打”是希望子女们改正过错,能更好地挺身站立。“打孔家店”正是如此。在胡适的《序》里,他把吴虞的“打孔家店”比喻为清扫大街的“清道夫”,也就是要扫除传统儒学这条大街上“孔教”那样的“孔渣孔滓”,让这条大街能够成为新文化重建的重要地基。他写于此前两年的《新思潮的意义》,特别在篇首标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此文发表于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1919年。它所谓的“再造文明”即是文化转型,而“整理国故”则是其基础,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转型是与反省激活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不是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事实上,在这同一年开始写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就是通过梳理程朱、经过陆王,直至清代汉学的方法论嬗变的轨迹,说明他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代科学方法论与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是以此为传统根基的。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打孔家店”与“整理国故”相辅相成。正是在《新思潮的意义》发表的那一年,展开了“整理国故”的讨论。胡适赞同毛子水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并指出要把清代汉学家“‘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变为“自觉的科学方法”,而“方法‘不自觉’,最容易有弊”。如上所述,胡适对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有很高评价,但在这里以是否自觉来区分它和现代科学方法,意在点明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是不同于包括汉学家在内的经学传统的。实际上,这表达了整理国故的总体原则是用科学精神打破传统经学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价值评价标准,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现代的学术形态。历史事实表明,胡适也正是在“打孔家店”的同时,做出了整理国故的重大成绩。他在1919年出版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对此评价道:“在中国哲学史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世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余英时认为,胡适“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方面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还说胡适自诩“在中国文化的研究(广义的‘整理国故’)”方面,起了哥白尼式革命的作用,“并不算很夸张”。这些均表明,回到“打孔家店”的历史事实,就不会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斥为全盘反传统,而是应当承认它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

    新文化运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通常的教材和论著在阐述新文化运动意义时,将他发表于1919年9—11月《新青年》6卷5、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强调此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却不是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的全部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认同,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思考。李大钊此文的重点是在“观”字上,即我观马克思主义。这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指在李大钊眼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指在李大钊看来,应当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七部分的开头说:“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要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其所谓“观”具有上述两方面涵义。现在流行的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的论述,只是指出了前一方面的“观”,而遮蔽了后一方面的“观”。这一遮蔽使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真正意义没有得到彰显。

    从历史事实出发,应当看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逊色于稍晚于它发表在1919年12月的胡汉民所著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前者节译了《哲学的贫困》等3本马克思主义原著,由此“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后者节译了《神圣家族》等8本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两封通信,说明了唯物史观创立、发展的基本过程,相当部分内容是首次见诸中文,是当时马、恩著作最集中、最完整的节译。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批驳了包括欧美思想界在内的对于唯物史观的9种非难,因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从学理上说,后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要胜于前者。这意味着,如果仅仅着眼于上述的前一方面的“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意义不是很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后一方面的“观”,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这些评论最可宝贵的地方,是表明了李大钊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把它看作教条。这主要有两点:第一,反对把马克思的学说照抄照搬过来。李大钊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这里的态度十分鲜明:既肯定马克思学说具有“特别的发见”、“最大的发见”之创新,又指出不顾时代历史条件,以为把马克思学说原封不动地“整个拿来”,就可以“去解释一切历史”、“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第二,不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抱着不容批评的唯我独尊的独断态度。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了一些批评,特别是认为马氏唯物史观过于强调“经济组织”的物质变更而忽视以“伦理运动”改造“人类精神”。当然,李大钊的批评并不准确,因为马克思学说正是主张物心两面改造的。这个不准确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不具备充分阅读马克思著作等局限。但李大钊以为可以吸取最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果来“修正”马克思学说,则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因此,如果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述的两方面的“观”为依据,就能看到,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李大钊介绍并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但他又不是以教条式的态度来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上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而且已经萌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端倪。

    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最终目标指向,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从落后走向昌盛。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会被后人不断地予以各种评价,但任何严肃的评价,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认识新文化运动应同样如此。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够看清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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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哥白尼式革命,整理国故,新青年
( 网站编辑:刘小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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