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如何安立

  作者简介:叶小文,男,汉族,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主要著作:《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化对抗为对话》、《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从心开始的脚步》、《宗教七日谈》等。

  官员,皆来自芸芸众生,但总应是大众中的佼佼者,总该出类拔萃。无论芸芸众生,还是出类拔萃,归根结底,先要做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

  “生命的安立”问题——与南怀瑾的讨论

  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南怀瑾先生是众所皆知的国学大师,儒释道皆通,“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记得他生前我曾去拜访他,便以“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在”为题,向他请教。

  他却反问,你考我啊?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我也就“童言无忌”、抛砖引玉了。我说: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难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如果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心为物役,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也写过《道德情操论》,意在市场经济必须有道德约束。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唤回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始终是一道未解的难题。今天,我们正多方努力,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不妨打开视野,有容乃大,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掘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可用功能。

  我讲了这许多,先生都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点头称许。等我说完,他画龙点睛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好,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说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今天的世界唯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得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只有科学、科技、哲学、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我常回想与先生的这番讨论。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我们大众的生命,应该在此中安立。

  官员的生命如何安立——从官员迷信说起

  官员为何迷信?都因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遂迷心逐物、心为物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老百姓的认知中,为官者,应当是正人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此立于天地间的正人君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乃对其起码的要求。

  可是近年来,一些落马贪官除了疯狂的贪婪,居然还出奇的迷信。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痴迷于算命、看相、风水、求神、打卦、拜佛、辟邪、驱鬼,花样百出,愚不可及——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竟花费千万元请风水先生做道场;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在家里设了佛堂和道台,农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打坐、拜佛,为了得到神的“保佑”,还在被褥下铺了五道佛令,在枕头下压了五道道符;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为求“平安”,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还有,山西交口县原县委书记和原县长因为数年未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的“风水”不好,便执意找“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并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该县数十名党政干部曾齐刷刷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

  这些官员的所为,让人匪夷所思,更为百姓不齿、党纪不容。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尽管这些荒唐至极、愚昧不堪的行为只是少数,但这种现象值得探究。且不说迷信,就算这些官员很虔诚地去求神拜佛,这发生在共产党员身上,也是荒谬的。作为无神论者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会要寻求神灵、风水等超自然力量来庇佑自己?从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韩桂芝的行为上,我们能找到答案——其在家中供奉的“佛龛”两侧,贴出一副对子,上联是“菩萨保我当大官”,下联是“我当大官供菩萨”。

  原来如此!

  官员如果靠此安身立命,实在是荒唐、滑稽。

  这些官员为何如此迷信?都因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遂迷心逐物、心为物役。他们手中有权,就欲将手中权力异化为生财工具。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做贼心虚,他们难免惶惶不可终日……随着道德的堕落,灵魂自然也在堕落。这些堕落的生命,如何得以安立?于是就堕落到求神闹鬼的地步,甚至参加、组织迷信活动,搞出种种匪夷所思、愚不可及的迷信花样。

  与官员腐败相伴相生的官员迷信,是一种特殊的堕落。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官员的堕落。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会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生命,靠什么安立?

  人的生命如何安立——有民族文化基因传承

  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

  党员领导干部,皆来自大众,皆要度其一生。人,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都需要生命的安立。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的生命必然能够安立,因为我们有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

  传统的中华价值观影响着中国人的做人、为官之道。中华价值观与西方个人本位的立场不同,它主张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以自我出发、以对方为重;个体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家”“国”“社稷”“天下”,乃社群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而“保家”“报国”,自然就是个人对社群和社会必尽的义务。因此,中华价值观注重责任担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是“君子之国”,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为什么梁漱溟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就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DNA片段中,储存着“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个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实基础,它是我们民族生命健康和延续的内在因素,是“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的传承密码。当然,此中的中国人的生命,就必然能够安立。

  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和精神基因,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今天强大的正能量。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责任担当。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是否能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但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在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员领导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约束权力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党员领导干部,更应牢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应该重温,常说常新。

  我们的生命,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在我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中,在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中,能够安立、成长、发展壮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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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人,精神基因,人格,安身立命,生命的安立
( 网站编辑: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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