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认同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个话题所反映的内容也日渐复杂。这不仅因为社会认同是网络行为的核心因素,在日益增多的网络事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于社会生活网络化促使社会认同发生了形式与内容、地位与作用的深刻变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认同在网络化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社会认同首先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在20世纪前期对社会认同就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讨论社会认同的文献仍主要是关于个体的自我认同,诸如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地位和层次认知等,都属于通常的社会认同研究。因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前期的社会认同研究实际上是个体认同研究,真正从社会层面开展的认同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前言P1)。

    方文论述了社会认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发生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方文认为,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被誉为 “社会心理学教皇”的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厌倦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发生;另一个事件是泰弗尔(Henri Taifel)和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举起了“社会关怀”的旗帜,开始了群体认同或群际认同的研究。这两个事件共同宣告了个体论的社会认同研究取得突破。。[2](P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认同研究从个体向群体乃至社会的转向,虽然应当看到是通过心理学家研究方式转变而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呢?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同年,加芬克尔出版了其代表作 《常人方法学研究》。笔者曾指出: “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3](P52)

    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学术反映。

    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突破个体论限制,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

    其一,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面对物或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的地位已经下降,而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为人服务的领域。物质生产展开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展开的则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个体论的视角,切实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大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信息交流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交往的能量和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以其强大的效率和不可遮挡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个体活动场所带入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各种场所中的群体活动甚至超越群体界限而在更广泛层面上进行信息交流,呈现出信息技术革命之前无法与之相比的活跃状态。人们在日益发达的信息交流或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中,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人,也能够更明确地理解自己,原来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局部空间中不易判明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交流中认识群体乃至认识社会。

    因此,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从个体论转向群体论,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研究者的心理变化和视角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发展,更明确地从现实基础上要求社会认同的研究实现转变。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使信息技术革命呈现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场景,社会生活实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化变迁。人们在网络化潮流中涌入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民族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人们可以凭借新媒体技术便捷地进入其中。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瞬息万变的新型社会。

    卡斯特是对网络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网络社会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崛起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新社会形态,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开篇就指出: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 被 全 球 化 和 认 同 的 对 立 趋 势 所 塑造。”[4](P1)他之所以把认同与全球化看成一种对立趋势,并坚持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审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各种社会变迁,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各国政府推进的“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5](P1),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变化,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各民族的基层社会成员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抗拒性认同通过网络媒体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并动员起激烈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成为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卡斯特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和 世 界 主 义 (consmopolitanism) 提出了挑战。”[6](P2)

    从卡斯特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像泰斐尔等人一样,重视的不是个体认同,而是集体或群体认同。但与泰斐尔不同的是,卡斯特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泰斐尔的群体认同论视野,通常是在论述超出群体边界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认同。虽然卡斯特一再强调自己论述的认同是与个体认同不同的集体认同,但他论述的集体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参加的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已经不是泰斐尔仅仅超越个体认同的群体认同,而是凭借信息交流和网络沟通穿越了各种集体边界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

    这里要面对的问题是,卡斯特为什么坚持用集体认同概念来表达实质上已经超越了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这或许是受到主流社会学的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限制。从迪尔凯姆开始的结构论研究方式,虽然也重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但结构论的基本视角首先是注意事物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或者说,欲实现结构论的研究目的,就必须以弄清事物的构成要素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当卡斯特从结构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时,尽管他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可以超越各种边界限制的社会认同,但仍然是在结构论视野中寻找社会认同的构成,而寻找的结果只能是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难以看清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认同。

    因此,只有超越结构论的限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突破了群体或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

    二、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

    超越结构论研究方式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对社会现象的静态分析转向对实践论的动态考察。结构论和实践论是社会学创建以来一直延续的两大传统,如果说结构论因注重事物构成结构的分析而容易走向静态观察,那么实践论则因面对人们社会行动的考察而注重事物的运行变化及动态趋势。并且,正是因为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去认识人类社会,坚持实践论立场就能在本质上把握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演化趋势,其中道理如马克思所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P501)

    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既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包括展开人与人矛盾关系的交往实践。因此,齐美尔论述的人类交互行动、韦伯和帕森斯论述的社会行动,以及福柯和利奥塔论述的话语实践、哈贝马斯论述的交往行为、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感性实践等思想观念,都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源和影响。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之所以能在社会学领域保持广泛影响和持续承继,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践观点符合社会生活的本质,立足实践,就能在人们同自然和同他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在动态的社会行动中,看到一个由无数个体和群体展开的现实的社会。

    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而成的网络社会,其基本内容是人们的信息交往实践,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复杂、最广阔的实践场域或社会空间。因此,理解网络社会的问题就更应当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只有用实践的眼光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从本质上把握网络社会的矛盾及其展开形式。实际上,卡斯特也受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影响,他在论述作为网络社会的核心问题即社会认同时,不仅论述了由社会认同凝聚的各种对抗全球化冲击的社会运动,而各种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实践,并且还论述了网络社会作为社会认同发生的语境和存在的基础,其本质就是社会实践。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展开了流动空间,“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8](P383—384)。

    把社会认同与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运动和流动空间联系起来,或者说,把社会认同研究置于网络社会基础之上,既能认清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也能发现社会认同的强大力量。从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看,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因为个体和群体不过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们只有超越自身的边界,实现没有边界限制的社会联系,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和群体。社会主体是通过个体和群体的交往联系而形成的,所以,个体和群体只有进入交往过程,形成交往联系,他们的认同才能汇聚为社会认同。因此,不仅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能认清社会,而且也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能把握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的崛起,既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可以超越自身界限的有效机制,也为他们的认同能够汇集为社会认同提供了便捷途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直接限制,所以,传统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讨论社会认同问题时,或者是努力阐明个体因所处经济条件、生活状况和职业区别的限制而产生的身份认同,或者是具体分析在不同群体构成、组织结构和制度关系中发生的群体认同。而到了网络化时代,个体获得了相对自由地表达意愿和评价的灵活机制,微博、微信、短信、飞信、QQ群和视频通话等形式多样的网络设置,使个体乃至他们身处其中的群体摆脱周围环境的限制,进入广阔的网络空间开展信息沟通,形成千百万个体以及无数群体共有的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空间分化的条件下生成的。在网络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Web1.0时代,人们把BBS和聊天室等早期网络设置展开的社会空间称为虚拟空间;而到了Web2.0时代,网络社会迅速扩展,不仅网络交往形式更加灵活,而且交往空间也迅速扩大,涌入的人数也呈爆炸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网络社会已经不是虚拟空间,而是同传统社会在存在空间上明显分化了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崛起引发的社会空间分化有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虽然网络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推进,但至今没有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网络交往的人仍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网络技术和人们的信息交往能力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人们的生活还处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阶段,可以称之为未网络化的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

    其二,在场的网络空间。与日俱增的个体和企业组织、社会团体、行政机构展开了活跃程度不断提高的网络活动,他们“脚踏实地”地进入了网络空间,也就是说,他们以真实的身份,在特定环境中为了追求现实的利益目标而展开了网络交往。我们可以称这种网络行为展开的网络空间是在场的网络空间,亦即个人或群体在特定场所中的网络活动所展开的空间。

    其三,缺场的网络空间。数量急剧上升的个体和很多群体隐匿了自己的身份和实际存在形式,参与了不受地方性条件和制度规定限制的网络活动而形成的网络空间,这种被吉登斯称之为“脱嵌空间”和卡斯特 称 之 为 “缺 场 空 间”或“流动空间”的网络空间,是网民信息交流比较自由,思想观点容易汇集起来并达成共识的开放空间。

    于是,当代人类社会在网络化推动下起码形成了三种空间状态:传统的尚未进入网络的在场空间,已经进入网络交往的在场空间,以及匿名的脱离了地方条件限制的缺场空间。三种空间状态的关系是:在场的非网络空间与缺场的网络空间是一种空间外延不重合的分离关系,前者具有相对确定性,而后者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前者具有地方局域性,而后者具有空间扩散性;前者具有个体和群体的边界性,而后者具有社会交往的互动性;前者具有实名性和公开性,后者具有匿名性和隐蔽性。介于二者中间状态的是在场的网络空间,它与另外两种空间状态之间是交叉关系,更明确地说,处于在场网络空间中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大规模地进入网络社会空间,以其在场的存在开展缺场的活动。在场的网络空间的这种中间性,使其具有了传统在场空间和缺场网络空间的综合性特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三种社会空间的同时并存,当代社会认同也呈现出层级分化状态。在传统的在场空间中,认同主要是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群体的集体认同;在缺场的网络空间中,认同主要是超越了个体和群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而在介于二者之间的在场的网络社会中,认同主要是从个体和群体认同向社会认同提升的过程。简言之,在传统的在场社会中,社会认同是以个体和群体的初级形式存在的;在在场的网络社会中,社会认同是从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向社会认同提升和扩展的过程;只有到了缺场的网络社会中,社会认同才实现了超越个体和群体界限而进入到无边界、不确定、分延扩散的高级层次。

    从当代人类社会三种空间并存的状态来看,社会生活网络化是一种如图海纳所论的“断裂式发展”。从网络技术的功能上看,网络化应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一些人对网络技术认识与使用的滞后性,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直接进入网络活动,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处于网络化过程之外,但其中确有相当规模的人过着对网络化发展和网络交往活动不了解、不参与甚至反感和排斥的生活。这些处在网络化进程之外的人们,如果不能接受网络化的影响而改变外在于网络社会的状态,就是图海纳所说的那部分被当代社会快速发展甩到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观念都会成为断裂于当代社会的构成。并且,这些人的生活是被动地受到地方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限制的构成,他们的认同通常只能处于个体身份认同,至多是群体环境认同的层次。

    与外在于网络社会的人截然不同的是那些已经敏感地进入缺场的网络空间的网民。这些网民,他们或者以完全匿名的形式进入全球性的缺场网络空间,或者以前台匿名而后台实名的形式进入全国性的缺场网络空间,而无论哪种形式都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别位置、特定条件的限制,并因此而不必再去专注自己属于社会的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与何种归属,甚至不必在意所在群体的关系制约和制度规范,而是从社会的一般原则、普遍意志和共同价值去表达自己的认同。在缺场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认同已经不能用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内涵去理解,在映射着各种社会运动和重大群体事件的网络认同中,认同的主体是由网络交往连接而成的社会,认同的性质不是在为个体判定身份归属,而是表达对社会的要求,是反对与赞成、否定与承认等有强烈价值要求和明确价值取向的建构性的意义认同。

    三、从集体表象到社会表象的提升

    虽然缺场的网络化的社会认同因其匿名性、脱域性和扩散性等特点而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但就其总体趋势而言,缺场的社会认同对全球化和个体化两种相悖趋势对立并存的当代人类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正像福山在《大分裂》中所论述的那样: “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9](P5)福山所说的负面的社会趋势,是指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发生的个体化趋势。这种使工业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弱化甚至解体分裂的个体化趋势,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支持的个体化工作方式的形成为前提的。正是个体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个体价值、个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价值原则,导致了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的大分裂。

    福山论述的这种社会分裂现象,在工业化处于上升时期的20世纪初也发生过,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论述的社会分化问题也具有价值体系分裂、社会秩序遭遇尖锐挑战的严重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迪尔凯姆给出的诊断是开展道德教化、整合价值观念,进而避免社会分裂。针对经济学和斯宾塞单纯鼓励个体竞争、加剧社会分化甚至社会分裂的片面性,迪尔凯姆主张培育集体观念、促进社会团结。所谓集体观念,就是在人们可以开展直接交往的社会群体中达成有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宗教行为规则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介于逻辑思维和本能冲动之间的感性表象,迪尔凯姆称之为集体表象。

    把能够维持群体团结的共有观念理解为感性表象,这一点对于实现社会整合的追求十分重要。因为迪尔凯姆是在社会整体意义上来思考社会团结问题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能把广大社会成员整合起来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既不能是理论层面的逻辑思维,也不能是本能无意识,只能是广大社会成员头脑中经常存在的感性意识。迪尔凯姆认为,感性意识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感性意识直接同具体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对应。他说:“在所有能够产生这种强烈效果的事物中,首先应属我们的反向状态所造成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表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显示图像,也不是事物映射给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幻影。相反,它是搅起机体和生理现象之波澜的力量。”[10](P59)(引文中的表现representation,应当译为表象———引者注)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看,表象是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

    在迪尔凯姆看来,并非像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表象是对事物的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相反,表象具有能动作用,可以作为支配人们身体及其行动的活生生的力量。“它非但是能够产生观念的一种神经流,从大脑皮质的原发点中流出,从一个神经丛流向另一个神经丛,而且在运动中枢里不断产生振动来确定我们的行动,或者在感觉中枢里不断产生振动来唤起我们的意象。”[11](P59)并且,迪尔凯姆进一步指出,表象因为是形象性的意识,它能产生比抽象观念对身体行动更大的支配力量。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以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迪尔凯姆把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希望寄托于表象。

    虽然迪尔凯姆将其讨论的表象说成集体表象,但所他期望的是社会共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念,因为他一直惦念的是社会的整体团结。于是,在迪尔凯姆那里也存在把社会的共有观念归结为集体或群体观念的问题。这与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试图把群体认同等同于社会认同的问题相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结构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如前所论,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重点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构成,个体与群体是社会最明显的构成要素,迪尔凯姆作为结构论传统的奠基人,尽管他一再强调社会学研究整体社会,但结构论的眼光规定了他一定会把主要注意力聚集到个体与群体之上,当他反对个体主义的狭隘性时,从群体出发就是最接近的途径。

    同时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对交往实践的研究重视不够,而社会整体只有在交往实践中才能看清楚,所以,尽管他强调社会整体关注,但实际上看到的只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动态的现实社会本身。这或许与社会的发育程度有关,迪尔凯姆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组织化、制度化、市场化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得以成功的基本经验,这也是迪尔凯姆认识工业社会的基本事实,而这些正是他强调职业群体意识或集体表象的根本原因。

    到了网络化时代,人们凭借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技术,不仅超越了在确定的制度规范限制中的企业组织和社会群体,甚至超越了城乡社区进入全民族社会空间乃至全球社会空间,一个动态活跃的、充满生机且不断扩展的网络社会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于是,社会认同的展开空间和认识社会认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明确地从个体、群体进入到社会。如果直面网络交往行为中的社会认同,不难发现网民们表达的大量社会认同是在表象层面展开的。特别是在微博这样一些短小而快捷的网络交流中,网民们表达的信念与评价、赞同与否认、接受与排斥等,鲜见逻辑推论和量化计算,大量的是感性层面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广大网民中形成了超越个体和群体界限的社会表象。

    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表象,可以简称为网络社会表象。因为参与网络交往的网民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个体和群体的限制,但他们可以匿名或前台匿名地在网络中表达观点、沟通意见,进而形成超越自身和群体限制的共同表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行为是交往实践,它展开的交往关系不仅体现了社会的本质,而且也是社会主体的表现形式或现实存在。因此,不能把网络社会表象仅仅理解为是个体表象及群体表象的汇集,网络社会表象是具有自身主体(社会主体)的感性意识,并因此具有与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网络社会表象最明显的特点是动态性。传统心理学和认识论谈及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意识形式时,通常认为表象是感性意识中最稳定的形式。因为表象不仅是在相对完整的知觉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还能被形象地再现或回忆。网络社会表象也具有这种相对稳定的特点,但因为它是在无数个体参与的无边界的动态交往中形成的,所以网络社会表象既可呈现为不断的扩展延伸的过程,也可呈现为渐进趋稳并最终沉寂湮没的过程。在一些引起网民关注和参与的网络事件中,一般都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和沉寂等环节。在兴起和高潮两个环节中,随着网民的积极参与和网络信息的进一步传播,网络社会表象呈现为扩展延伸的过程;而在衰落和沉寂两个环节,随着网民围观热度的降低和网络信息传播的收缩,网络社会表象呈现为渐进趋稳和最终沉寂的过程。

    在网络社会表象的扩展延伸过程中,网络社会表象具有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当迪尔凯姆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实现社会整合的理想时,他已经意识到集体表象的限制性。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并且当各种集体表象过于强烈时,还会因为它们固守自身而相互排斥并引起社会分裂。只有在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才既能表达个人意愿又能在交流互动中超越个体和集体的局限。

    网络社会表象可以引起网络兴奋,它可以使网络动员进入高潮。迪尔凯姆论述集体表象时曾谈及集体兴奋。他指出,在宗教活动中,神职人员通过各种生动、形象而神秘的演说,努力引发教徒集体表象的生成并刺激教徒形成集体兴奋。集体兴奋不仅可以用来开展宗教动员,实现宗教群体的有效整合,甚至可以引发激烈的宗教行动甚至残酷的宗教战争。网络社会表象引起的兴奋是超越了个体和群体边界的社会兴奋,它凭借网络信息传递可以穿墙透壁、无孔不入的能力,把散存于不同角落中的个体乃至被限制在不同制度体制中的群体的兴趣和意象吸引、集中和调动起来,不仅在网络交往中达成共识,而且还能引导各种场域中的实际行为发生联结甚至大规模的群体行动。近年发生的温州动车事件、陕西“表哥”事件和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等,以及2011年开始的席卷美国1600多个城市的大规模 “占领运动”,都充分地显示了网络社会表象引起集体兴奋并实现大规模社会动员的作用。

    有效的网络动员,特别是引起社会兴奋甚至社会运动的网络动员,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整合。尽管有时网络动员的结果并不一定像实体权力机构所期望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是不断地持续变化的状态,但不能掩盖其积极的社会整合的作用。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统治者或社会管理者一直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社会成员的行为,以便实现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应当承认,这种理性的制度规定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具有明确效力,但在网络化时代,仅靠这种相对静态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持社会整合,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如何清醒地认识网络社会表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作用,既是把握网络社会变迁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不可缺失的前提。

    四、社会认同变迁在中国的特殊意义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因为人口大国、社会分化严重、感性文化传统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等特殊原因,网络化推动的社会认同变迁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实行过极端化的左倾政治,这限制了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开展积极的建构性社会认同更是难以生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迅速觉醒并逐渐提高,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那种逆来顺受的封建伦理和无条件服从的左倾政治的消极性。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被动地接受某种规矩和律令,不再消极地认可自己的劣势位置和不利条件,而是主动地在网络交往行为中对与己相关甚至间接相关的政策、制度、方案、机构和权利提出要求、发表评价和表达赞成与反对,网络社会认同在中国已经形成。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没有边界限制的网络社会认同不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而且还是对社会生活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权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互联网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人。尤为重要的是,占中国总人口接近二分之一的网民,90%以上是中青年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各方面问题最关心、最敏感和最有参与能力的群体。因此,中国网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构成,他们通过网络微博、手机短信和其他网络形式表达的对社会生活各方面问题的拒斥与赞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

    敏感而活跃的网民可以利用便捷的网络技术,把他们的社会认同传递至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形成社会共识甚至一致行动,在社会动员、行动参与特别是在群体事件中显示了网络社会认同的强大力量。在郭美美炫富给红十字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和网络围观免费午餐形成积极影响等网络事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网民通过抨击、赞同和支持等方式表达的社会认同的重要的社会作用。也有学者对网民通过微博等形式表达的社会认同予以较低的评价,认为网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其评价性认同不过是一些缺乏思考的浅薄之见。事实上,成千上万网民对一些事情表达的共同评价,虽然其中难免有一些简单评判、过激言辞或不当之说,但毕竟是人民群众心声的真实表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的网络社会认同,一定有其值得认真对待的现实根据,理应得到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呈现为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不仅东部、中部和西部等区域发展的差距十分明显,而且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和不同体制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化也十分严重。发展失衡基础上的社会分化,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特殊群体分割财富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对社会秩序稳定和持续发展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如何清醒地认识和符合实际地把握严重的社会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潜在的社会危机,一个有效途径是通过对网络社会认同的跟踪与分析,进而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态、利益诉求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社会心理问题的清楚了解。

    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分化了的社会心理能在网络交往中发生整合,这为把握社会心理和社会认同的变迁提供了重要途径。虽然社会分化已经导致社会心理发生了复杂分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生活条件中人们的社会认同因此也发生分化,但在网络交往中因为信息沟通和经验传递的流动性作用,已经分化了的社会心理可以在网络中实现沟通互动、交往整合。这不仅使社会认同蕴含的内容和反映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也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社会认同。很多网络事件表明,人们在脱域的流动空间中可以超越特定位置或特定环境的特殊限制,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而形成共有的社会认同。在网络交往中了解这些超越群体界限的社会认同,对于在已经严重分化的现实条件下把握具有全局性、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问题,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伴随中国社会复杂分化同时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部分官员的腐化堕落。一些官员在市场交易行为和利益获取面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和贪占钱色。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对官员廉洁执政的监督,特别是对那些遭到网民检举揭发和搜索围观的贪腐官员,实行严厉的查办和惩戒,这既说明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又表现出利用网络认同监督和抵制贪污腐败的有效性。

    网络社会认同在中国的特殊意义还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直接相关。先秦以来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化,一个最明显的社会结果是形成了重视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稳定传统,而这一传统在网络化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进展迅速的大规模网络化发展,不仅扩展了广大中国社会成员的交往空间,而且各种便捷的网络交往形式使亿万群众的感性交往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所谓感性交往能力,是指由感性意识活动支配的注重具体形象性和直接现实性的交往能力,这是相对于由概念推论和数学计算等逻辑思维活动支配的理性交往能力而言的。

    虽然注重感性形象、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的感性交往自古有之,但在网络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感性交往通常只能发生在街坊邻里、酒店茶馆或田间地头等狭小而难以扩散的空间中,其中表达的对时事政治、社会事件、风俗时尚乃至公正邪恶等问题的评价认同,至多只能称之为由个体认同汇集而成的群体认同,其社会的普遍意义很难传播开来。但在网络交往中,虽然140字的微博表达限制了逻辑推理的长篇大论,但却为人们的感性表达大开方便之门。尽管在文学艺术中感性表达也能形成鸿篇巨制,但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感性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赞成与否定、接受与排斥、褒奖与抨击等认同,通常是临场即兴、三言两语、简要述说,这些具有明确指向的感性表达,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生动而充满活力的社会认同。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能在活跃的网络社会认同中获得支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难题是如何能真实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然后在人民群众民主诉求基础上实现有牢固社会根基的集中。6亿多网民在网络交往中积极表达自己的社会认同,灵活而生动地反映了群众的民主要求,为中央高层摆脱中间环节的限制而及时倾听群众心声创造了方便条件,为制定重要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依据。虽然开展实地调查去了解民间实际生活状况和倾听百姓民主要求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特定地点了解到的实际情况难免会受到地方时空条件的限制,其普遍性和代表性总会因为种种因素制约而不够充分。利用网络交往中生成的社会认同,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视野里了解民情民意,进而保证党和政府制定与实施的方针政策能够真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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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认同,迪尔凯姆,交往实践,现实形式,共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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