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入应用转向建构创新

——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的理论反思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在30年的历程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走向新高度的学科基础,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为中国社会学开展更积极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宝贵的学术资源。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学,应当挺起自己的学术脊梁,为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懈努力。

  一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重建后,学术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力引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应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原则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

  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应用,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并且,应当看到的是,30年来中国社会学引入应用的主要是实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由美国而来的经验化、技术化和操作化的实证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不可否认,注重经验事实和技术操作的理论与方法确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使社会学脚踏实地面向社会生活,开展在不确定的社会事实中寻求相对确定性且有实用性的科学研究。正是应用了实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制度改革、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重组、社会关系重构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阐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然而,实证社会学仅仅是众多社会学流派中的一个派别,它展开的是社会学多元化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视角,其理论与方法仅仅能够对无限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一种有限的观察与解释。尤其对于快速转型、深刻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单纯强调描述事实、客观分析和量化统计的实证研究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局限性。这里并不是反对实证社会学研究,而是说应当把实证社会学放到同其他社会学派别同等的地位去看待。

  亲自组织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实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回顾社会学重建后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时指出,社会学研究应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应当研究精神世界和思想文化,应当继承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探索社会学对人类社会生活开展深层研究的新途径。费孝通的这些主张,都是通过深刻反思实证社会学研究的局限性而提出的,他一再呼吁中国社会学超越实证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重视本民族社会结构特点和社会心理特征,从单纯重视客观外在性的观察描述转向兼重主观内在性的理解阐释。

  费孝通的深切呼吁为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指引了一条意义深远的道路。虽然西方实证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建树,并且今后也一定是研究各民族社会问题的一种值得借鉴的理论构架和方法原则,但是正如实证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和迪尔凯姆等人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中开展的有限性研究,而在有限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必然是有限的。当然,承认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有限性,不意味着否定其中包含着可资其他民族引用借鉴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其有限性中把握普遍性,而不是无视其有限性片面地夸大其普遍性。

  二

  概观西方社会学的历史演化和发展现状,不难发现无论是孔德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实证论社会学、齐美尔和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理解论社会学,还是帕森斯和默顿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结构功能论社会学,他们的学术风格、理论观点和理论追求,都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

  如果西方社会学确实是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学,那么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明确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既然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或区域性,为什么我们却要不加辨析地把它们作为具有共同性的通用理论引入并应用于本民族?既然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的西方各民族都能建构有鲜明个性的社会学,为什么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同西方都有很大差别的中华民族,却只能引入应用西方社会学而不努力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我们不仅不应当不加辨析地把西方社会学作为通用理论移植于本民族,而且还应当在研究和引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提升社会学研究的区域意识或民族意识,联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应当自觉地根据本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建构具有民族特点或本土根基的理论与方法,进而脚踏实地且明确有效地回答中国社会学直接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举世瞩目,它不仅清楚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正在迅速崛起,而且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社会学在新形势下开展学术研究、做出理论创新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源。成功经验之上通常能够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建树,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演化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社会学也应该根据中华民族自己的成功经验,建立引起其他民族学者思考、学习和借鉴的新理论。

  这里再三强调社会学在理论层面上的建构和创新,其目的在于突破影响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局限。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我们不仅要继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入总结中国成功经验的本质特点、展开模式、运行机制和发展逻辑,要通过这些研究建构自己的新理论。概而言之,应当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单纯引入应用中跃升出来,积极建构真实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并能进一步有效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三

  如果从立足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建构有民族特色的新社会学理论这个时代要求看,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些应当得到认真反省的倾向:重经验观察轻理论概括、重事实描述轻价值评析、重技术模型轻思想内容、重政策设计轻学术创新。这些倾向限制了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学界有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即社会学是经验学科,似乎社会学只要能够把经验事实陈述清楚就算完成了学术研究的任务,这是一个应当得到澄清的社会学研究平庸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停留在经验观察的层面上,都一定要从经验观察上升到理论思考,否则就只能导致学术研究的简单化、表层化和平庸化。

  重经验观察而轻理论概括的研究方式,在学术文献上必然表现为重事实描述而轻价值评析的叙述方式。对社会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做出适当的描述,在某种论述过程中是必要的,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深入的社会学研究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的描述,而应当通过适当的事实描述去揭示其中包含的本质联系和价值意义。轻视价值评价的事实描述往往被认为是追求客观性的科学研究,而这正是费孝通批评的那种使社会学研究流于表层的做法,这种研究方法尤其不适合研究具有悠久道德教化传统、重亲情、重伦理且处于深刻变迁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重技术模型轻思想内容,这是前两种倾向在研究方法上的表现。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推演复杂的量化分析,尽管形成了貌似精致的技术模型,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一些毫无新意的判断,甚至不过是一些不经量化分析人们也很清楚的常识。有效的量化分析应当同深入的理论思维结合起来,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假设的思想理论,应当是开展量化分析或建立技术模型的前提,没有思想理论的量化分析与技术模型不过是空洞无味的抽象形式。

  至于重政策设计而轻学术创新,则是轻视思想理论等学术倾向的直接后果。社会学研究中的政策设计,可以看做学术研究中学以致用的一种途径或一种表现。但是应当明确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政策设计不应当同政府机构或社会管理部门的政策设计处于同一个层面上,前者的政策设计只能是在透彻的学术分析和深入的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建议,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向实践领域的转化,至于能否实现这种转化,还要经过政府机构和社会管理部门的接受与认同。因此,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给出直接操作的政策,而在于通过学术创新推进思想理论的深化,支持政府管理部门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设计。

  总之,中国社会学不仅取得了重建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走向新高度的学科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社会学开展更积极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宝贵的学术资源。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学,应当挺起自己的学术脊梁,为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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