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治理自信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至今已经20年。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本土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费孝通先生敏锐地将具有“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意蕴的“文化自觉”概念引向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探索“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路径发展的进程。近日由王兆雷研究员所著的《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以下简称《根基》)剖析、梳理了国家的治理精神、治理目标和治理结构,对提升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启发意义。

    治理精神:本土气质与家国情怀。国家治理的精神内涵是有效维护治理权威和保障治理有序运行的基本要素,更是能否赢得社会大众认同的关键所在。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需要强调本土气质和家国情怀。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迷失发展方向。

    《根基》所探讨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文本规范,更是一种具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这种情感和关怀不是“刻意表现”或“哗众取宠”,而要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和调查研究,探求背后的文化逻辑,真切实现国家治理文化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心心相印”,并实现“凝聚共识、同心同德”。进而推进两个平衡,即“个人安全需求与自由需求的平衡”和“社会稳定需求与发展需求的平衡”。对于教育来说,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的各利益相关方“心心相印”,并能够在各方利益间保持平衡。

    治理目标:批判建设与风清气正。针对当前“理性计算”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型期,诸多治理规范助长不良社会风气而脱离了基本治理精神。“批判”和“建设”是《根基》中的两条核心理路。作者不仅对本土失序困境进行反思,对西方霸权模式进行批判,还提出将“风清气正”“天下为公”等观念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在“传承”的基础上讲求“创新”。“以乡绅阶层、家族长老为主体的多维自治模式”“以义庄制度为代表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等,都是中国治理文化中的瑰宝,脉络清晰、历史厚重,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样的研究视角,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一些地方已经在利用乡村文化特点,调动“新乡贤”等乡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

    治理结构:时空治理与动态运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绕不开“时空维度”的考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变迁,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在进行转型调整。因此,国家无法构建一种“一劳永逸、亘古常青”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这就需要透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化特征。当前,我国进入了“新转型”时期,“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镇化”成为党和政府所着力推进的两大新引擎,在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困境和新挑战。这些问题,也都是教育治理所面对的问题。

    《根基》对阶层流动、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等因素进行有机剖析和论证,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介绍和弘扬中国治理经验,构建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治理结构。

    (作者:周延东,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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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自觉,根基,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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