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处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时代，因此一定要有文化自觉，深入开展文明对话。文化自觉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认识与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尊重其他文明传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交流与互动。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有自知之明，才有知人之明。
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消化、吸收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这一文化比较平易合理，平和而有理性，有不走向偏激与迷狂的中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动态平衡统一之道。
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统一的。经过五千年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中华各民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中华民族的这种历史传统，是维系和谐的润滑剂，是自强不息的原动力。
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对立。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强调教化，重视人文教育。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与科学相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
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探讨古代天、地、数、医、农学之奥秘。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算盘、茶叶等，诸多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大。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以上制度文明与观念文明中的精华，曾获得西方启蒙时代大家们的青睐与借鉴。历史上东学西传，中国文化对西方，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均有一定的影响。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作为黄金律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后来又写进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
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当下的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调整及其和谐化。“仁爱”学说可以与“博爱”沟通，“爱有差等”是一种实践智慧，恰可以达成普遍的爱。在终极性的信念信仰之下，“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推恩”“推爱”“成己成人成物”的理念，为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之身与心的冲突提供了实践进路。儒学的交往理论对文明对话有着某种有益的启示。儒家所讲的孝悌、仁爱、忠恕、诚信、礼义、廉耻等道德对我们重新建构和落实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儒家修身学说对今天的君子人格的成长与心理调节等方面有其现代意义。仁德、忠恕等，是走出自我，走向他者，走向社群、国家、天下的精神与德性，具有普遍价值。
（作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