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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结束了乡村型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形态，开始进入城市型为主体的新阶段。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70％左右和60％左右。然而，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2．35％，意味着中国还有7．9亿农村人口、2．44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外来常住人口，未来相当长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还将不断进入城市。这些人口能否在城市中获得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新老市民能否和谐共处、共谋发展？留在农村的人口能否公平享有公共设施和福利并安居乐业？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发展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7年的58．52％，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长到8．13亿人。可以说，我国已结束了乡村型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形态，开始进入城市型为主体的新阶段。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70％和60％。然而，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2．35％，意味着中国还有7．9亿农村人口、2．44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外来常住人口，未来相当长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还将不断进入城市。这些人口能否在城市中获得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新老市民能否和谐共处、共谋发展？留在农村的人口能否公平享有社会公共设施和福利并安居乐业？均是中国城市发展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市自起源之初便服务并服从于“人”的内在需求。人类第一次的定居缘于农业的产生，及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非农形态的人类生产生活聚集便形成早期的城市形态。工业文明极大加速了城市的生长和扩张，但城市无论以何种形态和速度发展，都脱不开“聚集人这一核心主体非农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形态”这一本质特征。“人”是城市得以产生并发展的逻辑起点，“以人为本”则是城市发展的根本遵循。
因此，中国城市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既符合城市发展基本规律，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要素驱动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表现出空间扩张驱动的典型特征，累积不少“城市病”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如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尚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由此潜隐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城市建设发展须围绕“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的需求，从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人民福祉为核心，在城市规划、空间功能布局、产业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各方面谋求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倾听人民群众的诉求并予以积极回应。这是一项关乎发展起点与建设逻辑的根本性变革，涉及城市发展价值取向、工作理念、机制创新及最终行动轨迹的系统性创新。
坚持以生态为本色的基本准则和责任担当
山水林田湖草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命脉，是城市有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市文明演进具有逐水而居的显著特征，四大文明古国均孕育于古老的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观事实上已存续千年。而传统GDP导向的城市快速扩张进程中，新区新城建设热潮不断摊大城市空间尺度；大马路、大广场、人造景观等迅速兴起毁林占地、开山造地甚至填湖填海；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偏好粗放利用土地、加大资源耗损。自然资源环境被加速侵蚀，并以不同方式对城市的“野蛮生长”予以回击甚至惩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以浙江为代表的特色小镇建设十分强调生态、生活、生产“三生融合”，即是对经济快速规模扩张中人与自然矛盾极其凸显的深刻实践反思。推进城市发展，必然要求以生态为本底，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须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差别化定位功能、科学设定开发强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及其功能体系，推动资源集约、节约和循环利用方式变革，让城市融入山水林田湖的自然脉络中有机生长，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城市成为生态宜居宜业之所。
坚持以文脉为灵魂的基本品味和城市精神
有学者曾指出，若把城市视为一种精神，人们就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若只视为一种物质，则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文脉，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精神的核心所在。
城市文脉既源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承，也熔铸于党领导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须以城市规划为引导，将这些文化精髓的保护和延续置于城市空间管控、整体风貌设计、功能保护开发及其具体物质环境建设之中，既彰显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质、建筑风格等物质文化“基因”，也留住民俗节庆、传统技艺、生产生活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基因”，让城市成为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独具魅力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归依之处。
坚持以创新为内驱的基本动力和质量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土地资本化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突出推动作用。在经济新常态的语境下，这种外生动力已在城市升级发展中显露出不可持续性，并引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诸多问题。
当前，城市建设发展客观上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转型、空间结构优化及体制机制创新来寻求新的内生动力。应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及要素配置体系，既承袭历史人文积淀的特色产业方向，又顺应产业升级发展的前沿趋势，加快构筑创新高地，集聚高端要素并向产业链式的集群化高级形态转型；应摒弃土地粗放扩张、产城功能机械分隔、城市“摊大饼”无序漫延、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断层脱节等传统模式，注重新老城区有机生长、产城人文有机融合，以城市群协同一体为突出空间形式构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新格局；应创新城市治理机制，实现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转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增强社会各方力量和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坚持城乡一体的基本路径和终极目标
当前，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在新时代必须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要消灭“三农”，而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并行不悖的进程，是传统二元分割的体制机制最终一体化的进程。未来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市民化，而构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其关键。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是稳步推进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在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的基础上，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生产生活的预期与选择。而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预期与耐心。中国现实国情决定，小农户将大量且长期存在。我们需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把小农户导入乡村全面振兴的轨道中来，创造条件、提升能力、激发能动性，切实增强农民内生持续的发展动力。只有当农村、农业、农民平等地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和改革的成果，“农民”不再是社会身份的象征而仅是一种职业身份的称谓，才真正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及城乡一体的基本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