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讲求格物逼真，又讲求气韵和笔墨、自然生意。而气韵、笔墨与形象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形与意，即“似”与“不似”，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绘画以宋为分界，宋之前，画家的笔墨讲究外求，追求一个“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内求的“不似”，并以此为形质，出现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等一大批写意画家。
不论刻意“求似”的绘画导向，还是刻意“求不似”的绘画导向，似乎有意把中国画的发展引向一条独木桥，而艺术本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意思是评论画的高低优劣，如果仅以像与不像为准，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是一种很没水准的见解。表面的“似”是“一点红”，虽无“非似”，却可感受到“无边春”，“天工与清新”正是格物象真、形似意生的体现，即“似而非似”。元代画家倪瓒在两段画跋中写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可见，绘画既要严谨、逼真，又要以“似”为载体兼具“不似”的“胸中之逸”的价值。元末明初，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解释倪瓒的“不求形似”，认为“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继而石涛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明确提出了“不似之似”。他说：“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换神奇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画松一似真松树，予更以不似之似似之，真在气，不在姿也。”也就是说，绘画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对象，绘画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是艺术家抓住对象的特征加以提炼、概括，是写实和抽象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蕴含了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达到“形似之妙，妙在神似”的审美意象才有艺术存在的价值。
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独特见解，已成为近代中国画追求"神似"（尤其是写意画）的一条美学原则。意思是说描绘对象（色、形）不能不像，也不能太像。太不似失去了艺术“真”的根本，观者看不懂、理解不了画的意思，就等于欺骗世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观赏者的共鸣；太似是艺术家放弃对自然与生活的概括提炼，把写生看做绘“标本”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创作的艺术作品俗气直白没有品位，不能给观者以回味和遐想的空间。中国画精道应在二者之间，有“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想象愉悦，水墨“以情入画”，气韵生动，真率雅致，酣畅淋漓，动中藏静，收放自如，用墨深浅有度，用色显而不飘，画面把控灵动，彰显雅朴气息，胸中有清越之气，笔底有隐隐风雷之声。
由此，绘画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了似与不似之间的巧妙连接，“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抒发着其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及独特的创作思想，形成中国画特有的“似与不似”美学形式和美学内涵。作中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模仿并不高明，创新才是正道。模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从模仿开始。看中国画，重在“似与不似”之间感受那种体现在画中的中国精神和绘画大师的意趣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