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贵州率先在全国提出“旅游扶贫”的理念；各省份相继发展起民族村寨旅游。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从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将民族村寨保护与文旅产业开发相结合。在2016年国务院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提升到回应脱贫攻坚、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少数民族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时代发展命题的高度。推进实践,针对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非遗保护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学、民俗学和法学统一的视角,依靠经济法治建设举措来整合力量、创新方法,才能最大发挥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实践中,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主体,有政府、企业、抑或当地居民组成的社区三种。第一种,政府主导模式。如西江苗寨的开发,当地政府通过建立旅游公司利用掌握的景区、土地、道路等资源让市场付费,迅速打造市场、提升市场规模。第二种,企业开发的模式。由于开发前期投资大、资金瓶颈高,企业难免会根据市场喜好筛选开发项目,致使所开发的市场规模有限。第三种,社区自主开发模式。如黔东南朗德上寨,农户之间采取自发的“工分制”合作机制。在当地人眼中对接市场、产生经济收益最直接的农家乐,受制于个体房屋、资金和技能不足,市场规模难以在社区成员既有的经济资源禀赋上做大。
当前,我国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论断,深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能定位直接关系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经济收益和竞争能力。而政府非遗保护的公共职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了“以引导、调解和保护为原则,以法律、经济和宣教为手段,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笔者认为,改革任务、理论研究和国际条约,已为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政府职能转变,助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引。
民族村寨所在地的基层政府,应该实现职能转型,做好市场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共享公共服务。
基层政府应“退出民族村寨的开发竞争市场、摒弃不珍视民族文化内涵而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短视行为”,即“不与民争利”,而要培育市场,为本地区的文旅产业开发做好引导。要普查本地区可以开发的民族村寨资源。计划引导。要制定民族村寨资源参与市场的基本计划,如包括哪些民俗活动,以及民俗活动所需要利用的服装、物品和器具,传统文化技艺的直接产品等,以明确可以开发的文旅产业链。信息引导。信息是对接市场供求的重要资源。政府要积极整合各类市场资源,向进行制品生产、加工的工商业和初级农产品的传统生态产业,充分传递民俗活动的信息。
省级政府层面,应该进行政策助推,做好文化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在文化政策上,大力建设公共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聚拢市场人气。
宣传民族文化。文化宣传部门要贯彻贵州文化生态兴省战略,大力利用宣传媒介,扎根国家级各类宣传平台,做好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宣传。做好宣传工作,聚拢市场人气以提升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市场价值,这样引导市场资源投入,发展起以景区开发、私营民宿业为基础的观光业,以当地居民为主体的租车和民族特色小吃等服务业和制品产业等。
组织民族文化竞赛和交流。可以在省级层面统筹地方文化资源,进行跨地区的定期民族文化竞赛评比活动,激励各地民族文化传承的竞争意识。组织赛事需要解决经费瓶颈问题,短期可以使用非遗保护的财政专项。不过,从长期来看,民族文化宣传和竞赛组织工作的核心,是要立足民族文化传承的真实性、专业识别进行文化推广,专业和持续的活动需要大量的运行资金,开源是关键。对此,可以借鉴日本,成立由政府指定的专业民间推广组织,由该民间组织执行常态化的事务工作,运行经费采用财政补助金,向航空、铁路、高速公路、自行车等行业协会和有关社会团体募集资金,以及接受捐赠等多种方式筹措。
在产业政策上,制定地方统一的文旅产业法治,以多管齐下的产业政策为引领,做好观光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商业和农业产业等文旅产业链的培育和支持。
对于贵州发达的少数民族观光业发展而言,政府要主导介入、大力调解民宿业私营主体、民族村寨开发主体和地方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企业的利益诉求,发展民族落后地区的水电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公共资源饱和的市场瓶颈问题。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通过税收优惠、产品补贴等方式动态实现最优的市场规模,激发生产商热情。
针对所有的市场竞争主体在竞争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可以采取财政资金提供保险的方式帮助实现向银行的担保贷款。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需要地方政府完善地方经济法治思维,建构地方特色发展模式,将政府公共职能聚焦于培育地方竞争市场,在发展规划、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税收补贴、融资担保等方面不断完善法治供给,以形成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以发展文旅产业和地域特色经济的社会潮流,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地方文旅市场,可有力推动我省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本文是贵州民族大学法学学科服务地方、博士项目之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