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人品、书格和人格的关系是相分相合的，推己及人，应以书品和人品的双重规范要求自我
“书如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文学家扬雄所言：“书，心画也。”意思是，书法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外化。扬雄这里所说的“书”不专指书法，也包括了语言文字和汉字书写，首次论及了书法与书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书法表情达性的特质。
书如其人，人格决定其风格，在于气质禀赋。以魏晋时期“书圣”王羲之为例。王羲之草、隶、行、飞白、八分诸体皆精，所书的《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关于他的书论有这样的描述。右军论书重“意”：“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王羲之的书法创作在书坛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书论也被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于此，王羲之得到后世尊崇，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名士风度、博学璞真、书风遒劲天成而被视为“书如其人”的典型。如黄庭坚所说：“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可见，书法作品可以体现人的气质、禀赋，更加关注人的精神在其书法作品中的体现，表现其名士风度、清谈雅趣。
书如其人，人品决定其艺品，在于人格气节。唐朝柳公权的“心正笔正”思想是“书如其人”说在原有基础上的延伸。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什么是最好的用笔法”时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这一论断承袭了扬雄的“心画”说，揭示了“心”与“笔”、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强调了人品的重要性，被后人称为“笔谏”。历来不少书家都赞同这一理论，并做了进一步的揭示，如北宋的欧阳修、苏轼和黄庭坚，都对人品和书品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偏重于人的人格气节。欧阳修对唐代书法家颜真卿面对叛军以身殉国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颜真卿的人品和书品是一致的，为人光明磊落，书风也方正刚劲。苏轼也把“书如其人”思想作为自己评判书家的重要标准，认为书法的风格是书家内在精神的一种外化，在书法的形式和人的精神境界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可见，书法作品就是书法作者人品的外在表现。
书如其人，个性决定其书论，在于追求解放。明代书法理论家项穆和清代刘熙载对“书如其人”说有了新的理解。项穆在其代表作《书法雅言》中提到，书法是心的表现，并将书法的地位抬高到正人心、闲圣道的高度，在他看来，每个人的人品殊异，性情不一，但人品的邪正能够在运笔中展露无遗。项穆受明代阳明心学的影响，推崇“心外无物”，因此提出“书者，心也”的论断，发展了扬雄的“心画”说，又侧重于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清代刘熙载主张书法风格与人的联系不能简而概之，而应该做细致的考察。他将书风与书家的关系做出了如下划分：“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认为，书法受人的意志支配，人们可以通过书法表达自己的气质、性格，寄托自己的情思、向往和追求。可见，“书如其人”强烈要求解放个性、摆脱条条框框的桎梏。
“书如其人”强调了书家处世为人的重要性，要求书法家艺术修养与人格修养的统一，认为人品与书品是密不可分的。其积极意义大致分为三点：其一，“书如其人”思想的提出使书法审美不局限于作品本身，能够延展至书家自身的意志；其二，“书如其人”思想也为书法家与欣赏者二者间架构了情感互通的桥梁，使观赏者对书法风格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其三，“书如其人”思想符合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将为人处世置于首位，利于诗书界良好氛围的形成。
“书如其人”说的历史内涵丰富，对其认识不能简而概之，书品与人品、书格和人格的关系是相分相合的，我们不能以非此即彼、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态度来作为认知书法艺术作品的标准，而应采取辩证统一的思想来看待。贴近现实而言，一个真正优秀的书法家应以书品和人品的双重规范要求自我，做到德艺双馨，这也是“书如其人”说在今天仍被推崇的缘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