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祭扫、踏青、游玩娱乐，既是对先人的追思和怀恋，也释放对自然的热爱与亲近。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习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对传统习俗不加分辨地“照搬”，不仅会失去节日鲜活的生命力，也会使“传统的陋习”沉滓泛起。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扬弃与创新，是今天传统节日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日前，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我市1000余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报记者就问卷中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采访市社科院相关研究人员，并请专家进行了分析与解答。
集体公祭社区公祭参与度较低
从调查数据看，目前公众对集体公祭、社区公祭的态度是不反对，但也不参与。调查显示，对于社区公祭有55.1%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支持的比例是34.4%，明确反对的只有10.3%。但从行动上看，参与过社区公祭的比例仅为5.5%。
之所以会出现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研究员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公祭、集体公祭目前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对于公祭的内容、仪式多数人并不了解，因此态度上是不置可否。但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看，清明节主要是一个“家祭”的节日，是一个家庭、家族互动交流的过程。一般而言，在清明的祭扫过程中，人们擦拭墓碑、摆放供品、行礼祈祷，通过这一系列仪式行为来表达对逝去先人的纪念、哀思和感谢，感谢祖先赋予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种形式，个体获得了家庭与家族的认同与归属。另一方面，中国人历来重视“人伦血缘”，清明节正是一个把各自分散的小家庭聚合在一起的机会，有血缘关系的人通过祭祀共同的家族亲人，获得家族的认同感，巩固已有人际关系网络和日常生活秩序。因此，在这个节日，家庭、家族的成员会聚集在一起进行祭拜，“慎终追远，敦亲睦祖”。“在现场”“与亲友”在清明祭扫中是重要的一环。遵循传统，人们在行动上会自然地选择“去扫墓”。
当然节日的习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个民族、某个地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群体意愿和时代风尚、道德标准和审美观念的反映。在一定程度表现出那个时代、那个民族、那个地域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风貌与社会心态。因此节日的习俗不但具有传承性，而且更具有时代性。
就清明节而言，传承的是在特定时间节点通过具体的仪式行为来表达对逝去的先人的纪念和哀思这一传统，变化是具有时代特点的风俗、仪式与内容。集体公祭、社区公祭正是适应社会变化的产物。首先，从纪念方式上看，集体公祭通常用鲜花、蜡烛、背景墙等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祭奠氛围，用鲜花、书写思念卡片、吟诵诗歌等方式寄托对先人的哀思。这种祭奠方式对追求绿色、文明祭扫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次从交流的角度看，社区公祭、集体公祭为人们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认同、情感归属也逐渐走出了血缘的范围，地缘、职业等都可能成为人们获得群体归属感的渠道。而集体（社区）公祭通过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情感共鸣的祭祀活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共同体，使人们在新的共同体中获得了精神支持，满足了现代人拓展社会关系、获得多方面社会认同与归属心理的需求。三是从目前人们的实践看，除了家族、家庭对祖先亲人的祭扫外，革命先烈与人文始祖、地方先贤、对社会有贡献的特定人群等都成为了新的祭扫对象。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集体公祭、社区公祭也会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成为清明新民俗的一部分。
祭奠先人 中老年人居多
清明节具有重要价值，祭奠先人是其中重要内容，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数据显示，清明祭奠先人的多为中老年人。这种情况有其复杂性。中老年人处于家庭事务的主导地位，他们自然成为清明祭奠的主力军。在我国家庭教育重在言传身教，中老年人在清明节祭奠行为其实为后代种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无形中会对家中青少年乃至儿童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现在因为各种原因青少年、儿童有时没有参与到祭奠之中，但长辈恒久不变、严肃而虔诚的祭奠行为和言谈自然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8年起国务院明令每年清明节全国放假一天，这为清明节的传承提供了时间方面的保障。清明节与端午节、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清明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明节的重要性已获得官方的充分认可。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家庭教育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此外，全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青少年和儿童了解和接触包括清明节在内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如何让清明这一传统习俗传承下去，调研员认为，可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地方乡土教材和普及读物，在大学、中小学、幼儿园等各类学校中开展形式活泼多样的学习活动。可录制清明节的音像、影像，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进行广泛传播。也可开展网上和现场有奖竞猜、节日情景体验等多种形式，吸引青少年、儿童关注清明节及其相关的祭扫仪式。
超八成被调查者支持“禁烧纸钱”
调查显示，86.42%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禁烧纸钱”，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3.58%；明确表示支持处罚“烧纸”行为的有39.15%。
市民对“禁烧纸钱”的认可度如此之高，市社科院研究员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市民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死后归入“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在特别的日子里为逝者烧纸，意味送去钱财，令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优渥。但随着越来越多市民认识到人死之后肉体及精神同时消亡，“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那么烧纸也就失去了意义。其二，烧纸容易引发火灾，很多惨痛的灾害教训令市民体会到烧纸的危害，从而放弃烧纸。同时，许多纸钱用的材料含有致癌化学物质，烧纸时产生的有毒气体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而且污染了环境。烧纸后，四散的纸灰不仅给环卫人员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并且公路上留下的污渍印记特别有碍观瞻，城市的市容市貌遭到破坏。其三，每到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前夕，政府连同媒体等相关部门大力宣传烧纸的危害，并倡导文明、绿色的祭扫方式，这些对市民都有重要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我们看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死观发生了改变，城市里人口稠密，生态环境复杂，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观念出发，还是从社会客观环境出发，烧纸这一习俗都与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不相适宜。情况表明，在多方努力下，烧纸这一习俗将越来越弱化。
同时，调查表明，文明祭扫在当下已是一种趋势。最近几年，广大市民以各种文明祭扫方式替代烧纸，来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怀念。相关部门也积极探索文明祭扫的方式方法。思故旧、念亲恩，静思怀念，心诚意至是祭扫最重要的价值。在清净明朗的氛围中完成祭扫仪式本该是清明节的一部分。随着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鲜花祭扫、网络祭扫、社区祭扫等文明祭扫方式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
数据看清明
清明节知之仍甚少
半数以上被调查者对清明节有一定的了解。但仍有四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对清明节知之甚少。半数以上的调查者了解清明节的起源，表明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在人们心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位置。
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完全有必要传承发扬下去。关于对祭祖活动意义的认识，超过八成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在于对“先辈的追思和怀念”，祭扫时的心情状态多为“追思怀念”，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祭祖、敬祖观念的存续以及慎终追远、恪守孝道的“孝”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
但应该看到，仍有四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对清明节的起源不太了解；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不了解清明节娱情遣怀活动（踏青、荡秋千、放风筝等）；六成左右被调查者不了解清明农谚；说明对传统文化与传统节日宣传教育应该加强。
上午出行多 错峰成趋势
九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清明节期间会祭扫亲人，反映出中国人重视亲情、慎终追远、敬重祖先的情感追求和价值关怀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从祭扫方式看，家族式祭扫是主流，反映出重视亲情与家族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主流。从祭奠地点看，公墓是公众扫墓的主要地点，其次是殡仪馆。二者相加的比例达到了90%。从祭奠时间看，主要是清明节前，占比58.1%；其次是清明节假期内占比23.9%。上午扫墓是天津市民的普遍习惯，94%的被调查者选择在上午祭奠扫墓。另外还有68.8%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错开祭扫高峰进行扫墓，市民自觉错开高峰扫墓有助于清明节期间的交通秩序与社会管理。
供奉水果鲜花超放鞭炮烧香烛
祭扫习俗仍以传统方式为主。调查显示，90%以上的被调查者的清明祭扫习俗来自长辈的传承，相应的祭扫习俗以传统为主。但受环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改变。从祭扫时携带的祭品看，水果是位列第一的祭品，其次是纸钱，再次是糕点，第四是鲜花（纸花、绒花、布花），第五是香烛。祭扫时携带燃放鞭炮的比例大幅下降，只有10%左右。虽然燃烧纸钱仍是祭扫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供奉水果与鲜花的比例超过了放鞭炮焚烧香烛，说明现代文明的祭扫方式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超六成人不反对“网络祭扫”
文明祭扫的观念接受度高。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于新型文明的祭奠方式接受度比较高。超六成的被调查者不反对“网络祭扫”“微信祭扫”，九成左右的被调查者不反对“集体公祭”。另外，在祭扫完成后，有60.1%的被调查者会打扫周边卫生，带走包装纸等垃圾。这表明绿色祭扫、文明祭扫的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祭奠革命先烈渐成潮流
清明节活动日趋丰富，祭奠革命先烈渐成潮流。调查显示，除扫墓祭奠亲人之外，清明节市民还有走亲访友、游玩踏青以及外出旅行等活动。此外，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47.3%会去伟人或者英雄纪念堂缅怀先烈；清明节从一个“家节”，转变为“家国并重”的节日。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清明节的传统娱乐活动不再流行，但是与亲朋聚会、缅怀先烈等清明活动赋予了清明节新的内容与形式，拓展了清明节的精神内涵。
对祭扫管理“缺位”存在不满
多数调查对象对祭扫路途的畅通程度以及祭扫区域的环境秩序基本满意。在祭扫活动中，部分调查对象对相关部门的不满主要表现为责任部门对不文明祭扫行为劝导管理的缺失、祭扫场所周边交通秩序的混乱和祭扫场所收费高及祭品价格高等方面。
(张雪筠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桂慕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