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平解放后，人民群众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对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认识得更加清楚，对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感受至深，这为变革封建农奴制度奠定了群众基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革命中采取温和、慎重和尽可能照顾上层利益的作法。达赖叛逃后，仍保留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表明中央对他的处置留有余地。西藏民主改革，是党的治藏方略的早期实践，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60年的发展和进步再一次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结合中国社会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西藏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历史进程，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保持西藏社会稳定、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保证西藏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科学并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铸就了党在西藏工作的人间奇迹。
一、党中央制定“慎重稳进”的方针
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成功范例，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说，与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是毛泽东思想与西藏的实际成功结合的结晶。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全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日常事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抽出很大精力解决西藏事务，对西藏工作要求非常严格，要求西藏工委在工作中切实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切忌急于求成。“慎重稳进”成为西藏工作长期的指导方针。
党中央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考虑各方条件不成熟，党中央又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针，等待西藏地方政府觉悟。中央人民政府这种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最终为实施民主改革赢得广泛人心。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各族干部，以模范行动团结上层，影响群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群众服务，挫败了分裂分子的破坏和捣乱，站稳了脚跟。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最初几年，解放军通过访问、修路、免费为群众治病、发放无息贷款，处处体现党中央的关怀。1956年2月，毛泽东在和西藏上层人士谈话中指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
党中央为了稳定西藏形势，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1956年9月4日，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作出指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去。1957年3月5日，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西藏工作问题。中央书记会认为：西藏今后在六年内不改革是肯定的，这是对外已经宣布了的，内定不改的时间还要长，可能十一年不改。西藏的收缩工作，到1957年8月基本结束，达到预期目的。
在和平解放后的八年里，西藏处在封建农奴制度和党的各级政权组织并存的状态，人民群众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对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认识得更加清楚，对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感受至深，这就为变革封建农奴制度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 党中央对局部叛乱的忍让宽大政策和灵活措施
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改革，救百万农奴于水火之中，党中央利用统一战线反复向西藏地方政府作解释工作，耐心等待，同时认真贯彻“慎重稳进”和“六年不改”的方针。
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及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争取忍让态度，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这是党中央如何对待西藏武装叛乱问题的一个批示。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组织武装叛乱。
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六年不改”方针的实施，西藏进入斗争复杂尖锐的时期。中央政府及西藏工委、驻藏人民解放军对局部叛乱的一再升级所采取的忍让、克制的态度，使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全面武装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革命中采取温和、慎重和尽可能照顾上层利益的作法，但为了解放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百万农奴，最终不能不触及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反动的封建农奴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他们打着宗教、民族旗帜欺骗人民的时候，最后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以十四世达赖为头子的分裂主义分子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党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中央对达赖参加人代会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希望达赖按时参加会议，达赖亦曾表示前往参会。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害怕达赖再度赴京会进一步靠近中央，将失去搞“西藏独立”的旗子，一再阻挠达赖赴京开会。他们选择了达赖要求去西藏军区看戏的机会，把蓄谋已久的罪恶行动付诸实施。
根据中央对达赖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的指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写信给达赖。
时在武汉的毛泽东，接到西藏工委1959年3月10日、11日的电报和中央对西藏工委的电示后指出：“中央的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1）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2）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3）引诱敌人进攻。” 毛泽东还指出“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觉得胜利有望，又怕打而不胜，逃不出去。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看到以谭冠三名义给达赖的信后作出批示：“十四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后指出：“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为此，保留了达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至1964年。此举表明中央对外逃达赖的处置是留有余地的。
鉴于西藏发生全面叛乱，国务院于1959年3月28日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纷纷发言痛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罪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在会上发言。28日，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在3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平叛的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也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叛的西藏僧俗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三、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功实践
旧的社会制度是必须改革的，不改革，西藏不能进步和发展。早在1951年5月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就规定了改革的条款。中央人民政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耐心等待，并一再推延西藏民主改革时间，无非是教育和期待西藏地方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逐渐赞同并接受中央提出的原则，“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毛泽东深刻剖析西藏的社会结构，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极其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社会制度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西藏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中央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后，西藏工委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民主改革，首先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中央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明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废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由原耕农民耕种，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实行赎买政策。
鉴于西藏地方政府撕毁《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政策，自然不能执行下去。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现在公开的口号只提平息叛乱，不提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的口号下充分进行。中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要一律废除，但要加以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可采取赎买的办法。中央指出，要教育全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遵守在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必须分清叛乱分子与人民的界限，对于人民群众，必须坚决保护，对于俘虏和其他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加报复、杀害。必须注意从积极参加斗争的藏族劳动人民中，培养和提拔大量的藏族干部。中央根据西藏农村、牧区、城镇、边境地区和寺庙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不同要求，确定了不同的政策、方法。
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历史性跨越，凝聚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和智慧。毛泽东极其关心藏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特地于1959年4月7日致信国家民委，索要有关藏区情况的十三个方面的材料：（1）西藏的人口；（2）西藏面积；（3）农奴制内容；（4）喇嘛人数；（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6）寺庙对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寺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8）藏军的经费来源；（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0）剥削阶级中的左、中、右派比例；（11）滇、川、甘、青各省的藏人数字；（12）以上四省藏区的面积；（13）青、甘、川省藏区寺庙诉苦运动情况。毛泽东还指示新华总社要长期调查研究藏区情况。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救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
西藏每一个农奴的历史，都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经过“三反双减” 运动斗争的锻炼，农奴提高了觉悟，懂得了要想不受穷，必须彻底挖掉千年穷根。为什么农奴终年劳动却受苦？为什么那些农奴主、代理人世世代代不劳而获？农奴的痛苦是共同的，穷根只有一条，那就是吃人的封建农奴制度。
农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在“三反双减”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农区民主改革的核心。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挖穷根，弄清“谁养活谁” 的道理之后，广大农奴和奴隶认识到三大领主对土地、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他们世代受苦的根源。组织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在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度残酷压榨下，农奴起来反抗农奴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是有的，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失败了。农奴迫切要求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三反双减”运动中，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组织，成立农（牧）民协会。农牧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力量立即显示出来。
西藏牧区的改革要比农区晚一些。中央根据牧区特点，对牧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和灵活的办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牧工、牧主两利，并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 的政策。原则上规定牧区改革依靠劳动牧民，团结包括牧主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牧区的牛羊保护和发展工作。中央关于对牧区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不实行民主改革，牧主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大力发动群众，保护牲畜。牧区实行“三反两利”，特别注意保护草场、牧场，明确宣布不改变原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即使没收叛乱分子的草场、牧场也不重新分配，而是按原有放牧习惯，归牧民放牧使用。牧区在进行“三反”的基础上，贯彻实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变封建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减轻牧主对牧工的剥削，适当提高牧工生活待遇，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两利”政策是使牧主安心经营牧业，有发展生产的信心，又要使牧工有放牧的积极性。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牧主、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了牧区社会秩序，使生产形势蒸蒸日上。
寺庙实行民主改革。西藏的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重要支柱，不少寺庙还是直接组织和支持武装叛乱的巢穴。随着每一次平叛战役的结束，当地寺庙的民主改革也随之展开。对寺庙的民主改革，除少数上层僧侣外，多数是中下层和贫苦僧尼，不划分阶级。中央对寺庙民主改革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一方面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一方面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反对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所有寺庙均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
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程潜、陈叔通等人谈话时，系统地讲到有关西藏的一系列问题。关于对达赖其人的判断与定性，毛泽东说：“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进一步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牧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说：“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
党中央在批复西藏工委上报《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强调指出：宗教信仰是广大群众的思想问题，必须认真地、长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在改革中废除的封建特权、封建剥削、人身依附、人身奴役外，还特别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安置好僧尼的生活以及上层宗教人士的政治安排、生活补助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寺庙向各地摊派群众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为僧。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选举民主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对留寺僧尼的生活，由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解决。关于寺庙问题，中央指出原西藏地方政府所辖区和昌都地区的多数寺庙或明或暗地都参加了叛乱，寺庙中的多数上层统治分子均参加了叛乱。西藏总任务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彻底摧毁寺庙的封建特权。
回顾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的历史，西藏的发展变化和进步再一次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怀，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就不可能有西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局势稳定的良好局面，就不可能有西藏60年来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自身艰苦奋斗紧密结合，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党的十九大引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为我们描绘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做出了全面部署、指明了前进方向、吹响了时代号角。新时代是继往开来、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结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追求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以只争朝夕的改革开放精神，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改革开放基因融入血脉，讲好党在西藏的故事，以信仰的情怀看历史，以责任的担当看历史，以历史的发展看历史，做到用历史成就来激励人，用历史经验来启迪人，用历史教训来警示人，我们就能坚定、执着、无畏地前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