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马克思的一生和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大地的发展作了精深分析，对当前全党如何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对于深入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5年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万人大会上，我聆听了胡耀邦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作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重要讲话。这一次，又赶上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认真学习了习近平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能够遇上这两个100周年纪念大会是很难得的，我很愿意与广大网友交流学习我对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认识体会。
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理论第一次作了与时俱进的全面概括。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这是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样的理论在当代作了一个概括。今天，我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来解读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在亡命途中诞生，在贫病交困的艰难岁月里成就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这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一生的重要评价。
早在1980年，我曾出版了《马克思与燕妮》一书。当年我写这本书，一是为马克思与燕妮的无与伦比的爱情所感动，二是为马克思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而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政治定力所感动。
《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并不是马克思在他的祖国撰写的（他的祖国是德国），也不是在他喜欢的巴黎所写的，而是他在流亡布鲁塞尔时与恩格斯合著的。在170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相遇，合作写了《共产党宣言》。在这之前，他们合作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神圣家族》。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思路一致，因此合作写出了这三大著作。
在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正是三十而立之年，恩格斯还不满28岁。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发的阶级斗争却越来越激烈地显露出来，他们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社会的极端不公平，并对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给予深厚同情。
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他通过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考察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趋势，对人类社会发展将由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有产者阶级出身，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实现了由信仰唯心主义到信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的人生转折。
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说是两个天才巨人，也可以说是两个天才巨子。那个时候，他们风华正茂、才气横溢、智慧超群、挥斥天下、纵论历史，于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首次用德文发表这部惊世骇俗的著作。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西伯利亚是指俄罗斯远东地区，加利福尼亚是指美国太平洋海岸。这部著作是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列宁评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是每个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这部惊世骇俗著作面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伟大标识。
尽管《共产党宣言》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了深刻论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还在继续。他们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书生，既积极地投入并指导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又非常关注世界上第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还直接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命运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方面，他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并通过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深接地气。另一方面，他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继承和改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的学说，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总趋势，将构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华丽转身。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理论是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既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伟大思想成果，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是不平凡的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著作家，好像他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同时还要不断地从事理论著述。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他放下手中的笔，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要归功于他的伟大而美丽的爱妻燕妮对他所做的超人的贤内助工作，二要归功于他的挚友恩格斯40年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接济、援助。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生活困境吧！1849年秋天，马克思开始亡命伦敦。伦敦生活是马克思和燕妮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他们贫病交困的窘迫状况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饥饿、寒冷、疾病，一个接一个地袭来。面包师、蔬菜贩子、肉商（卖肉的商人）、房东像走马灯似地来逼着还账。要吃的药没有钱买，要发出的信有时没有邮票寄，要出门没有外衣穿。燕妮连她的最后一条裙子也拿去当掉了。甚至孩子死了还没有钱买棺材埋葬。”在前后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失去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包括一个特别聪明的九岁男孩。由于没有营养，燕妮生下一个死婴。在这样贫病交困的艰难日子，马克思和燕妮锻炼出真正无神论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们没有任何悔恨，从不互相埋怨，而是互慰、互勉、互助、互让。在那些岁月里，燕妮尽量把同贫困作斗争的担子放在自己肩上，她十分辛苦地处理沉重的家务琐事，为几口人的生活到处奔走，以便让马克思安心进行研究和写作。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丈夫为了设法借点钱，为了要求延期还债，不得不搁下他的研究而整天奔走。这使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无异于在毁灭我丈夫的才智，破坏他的计划，我很害怕，在他万分痛苦的时候再增加他的忧虑。”燕妮很体贴马克思，生怕耽误他的时间，影响他的研究和写作。
马克思呢？他也尽量为燕妮分担忧愁，减少她的烦恼，照顾她的身体，对她更加敬重、体量、关怀。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在那样不堪回首的岁月里，马克思和燕妮就是这样互敬互爱，从贫病交困的危机中挺过来。
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困境才有所缓解。马克思无限感激恩格斯对他的真诚友谊。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对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向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他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马克思感到很对不起恩格斯，恩格斯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去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列宁评价他们的友谊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历时25年之久的研究成果。为了写出这部巨作，马克思呕心沥血，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精力。他翻阅了浩瀚的资料，读过和做过的笔记，还有摘录的书达到1500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还有杂记，至少有100多本。凡是和政治经济学有关系的学科，马克思都进行过细细研究。尽管《资本论》第二卷本和第三卷本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手稿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整理，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但是，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本已经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作的评价。
恩格斯是这样评价《资本论》的，他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那样，对于劳动者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志。
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传承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崛起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评价呢？因为从1999年以来，在伦敦多次组织评选千年思想家，此前人们都是把爱因斯坦作为千年的首席思想家，但是，从1999年以来进行多次评选马克思都超过了爱因斯坦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之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并以发表《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开启的新的千年里无疑将会继续影响历史，成为千秋大理论。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17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确，要想“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历久弥坚，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能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与世开放、广泛包容、善于吸纳进步文明成果而不断创新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的理论品质，具体表现为它具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包含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恩格斯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和时代之外的抽象理论，而与民族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心欧洲国家被压迫民族而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高度赞扬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英勇斗争，马克思对于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的鸦片战争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欧洲的反动分子到达万里长城之时可能引发中国革命，“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个评论，认为它会引发中国革命，还会带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我们现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内涵。
第三，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经济落后民族或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卡夫丁峡谷”曾是理论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和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不能用一般的抽象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去硬套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
这个构想，不但为后来的东方落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而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民族化和时代化，才能成为革命行动指南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关于落后地区或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就表明了他们的理论在与时俱进，因此才能成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理论品格，所以在170年的历史潮流中久盛未衰，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包括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创立的理论，也就是说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如此，他们的理论同样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回顾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中，属于共性、普遍性的内容就是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属于个性、特殊性的内容就是带有某些民族特点和时代局限的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就是要传承那些具有共性、普遍性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科学技术成就、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能植根发展，如今它已经成长为枝干繁茂的参天大树。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就是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参天大树的主干的话，那么它的第一根正中的枝干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为实践形态，在极其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曾经威武一世的超级大国，以及与它存在紧密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但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正宗传脉的历史不容否定。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完全加以割裂，乃至对立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历史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然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它就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区别。但是，它的基本面和主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和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是我们不赞成的，它的实质是要腰斩马克思主义，它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实际目的就是要腰斩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景象，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不能任其泛滥。
虽然在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我们放开视野，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同志认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怎么看待社会主义的一些曲折和挫折？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参天大树上一根非常茁壮的枝干。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多个渠道，但主要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这个传播系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直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种将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割裂对立的观点，也是在阉割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前面也说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腰斩，是阉割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中，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地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又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创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首先是有了邓小平理论。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邓小平理论之后，接着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以及积累的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这是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它的内涵的一个很重要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发展形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的获得感显著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顺应时代发展，又与我们党以往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不少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都有新的丰富和发展。除了中国之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惊艳全球，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崛起具有更加巨大的影响。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极不平凡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对中国适用，而对其他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没有借鉴意义。我们要充分肯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意义。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包括科学理论都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既没有单纯的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更没有孤零零的共性、普遍性的事物。共性、普遍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是内含共性、普遍性的实在载体。这在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载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他们的学说一样，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载体又有列宁的著作和思想理论。在现代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既有属于中国特色的个性、特殊性内容，也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共性、普遍性内涵。中国特色不仅适用于中国，它也有一些普遍性、共性的东西，同样适用于与我们国家国情相近的那些国家和民族。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改革时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成功了。因此，不仅对我们国家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会提供某些经验，这就是它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邓小平同志到习近平同志，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意义都作了论断。邓小平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上述思想，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影响世界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我们着重论列下述几个理论的世界影响力。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由于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它有五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渐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四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五是全面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五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内涵。基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我们党从我们国家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这个百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的。
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衔接开辟了新的途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从发达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却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而是在不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也为回答马克思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构想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不可动摇的铁律。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解决，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直至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前，都是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资产自由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1979年以来，邓小平同志就在长期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他不迷信本本，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在不断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被视为“异端”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引下，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的改革目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我们国家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愈益健全起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如何完善这个体制作了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是：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求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求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要求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内涵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对于像中国这样希望加快发展而尽量少走弯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
第四，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共产党宣言》对建立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讲得不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而且是最具原创性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党学说。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党情，自延安时期就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创建了非常完备的建党理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党建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建党理论具有开创性，对我们党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制度问题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的建设理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这些年来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活动，在思想建设中，强调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抓制度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定和健全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就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对腐败而共产党自我反腐的不可能。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理论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作为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发展的科学理论。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新的要求。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