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在莫高窟一个小小的洞窟（第17窟）里，藏有数万卷古代文书，以及大量的绢本绘画等艺术品。由此吸引了不少国外的探险者来到敦煌，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写经和艺术品，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洞窟的初步调查。1908年，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抄录了各种文字题记。其后，编为《敦煌石窟图录》6卷出版。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就是主要根据伯希和的图录进行图像学研究，于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重视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
伯希和于1909年曾在北京展示被其劫走的敦煌文书，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记录、刊布和研究，但是对于敦煌石窟的艺术一直没有重视。1938年，画家李丁陇到敦煌临摹壁画，他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人。1941年，画家张大千到敦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临摹。张大千为洞窟编了号，共编309号，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
1942年画家谢稚柳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5月，由当时教育部成立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陆续到达敦煌，进行学术考察，临摹壁画，成果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并以各地考察收集的资料、照片、临摹品举办展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等学者，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夏鼐和阎文儒等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还考察了敦煌周边的汉长城，并发掘了敦煌地区的古墓葬。这些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1944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隶属当时的教育部。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所长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对石窟进行了基本的维修和保护。同时，展开了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壁画临摹，对外展览，以宣传敦煌艺术。史岩编成《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李浴完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安西万佛峡石窟志》等。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公开出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对敦煌石窟有计划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逐步展开。
保护与研究日益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方面进一步走向正规化，同时对石窟的保护和考古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60年代初，国务院拨专款对濒危状态的莫高窟崖壁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加固工程，使莫高窟全部洞窟得到有效保护。南区400多个洞窟都修通了栈道。为配合保护加固工程，考古人员对洞窟南区的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后来出版了《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地对洞窟的内容、时代作了全面的调查，对供养人题记进行校录。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周一良、金维诺等学者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王逊等学者则从美术史视野来看敦煌艺术的特点。此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等论文涉及敦煌石窟构造、塑像及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对石窟的调查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研究队伍，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以及重要工具书《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先后出版。这些著作都是众多学者数十年在敦煌艰苦努力的成果，成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的基本参考资料。90年代，敦煌研究院推出了大型图录丛书《敦煌石窟艺术》（共23册），详细公布了部分重点石窟的图像资料。《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共11卷）按时代顺序全面介绍了各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敦煌石窟全集》则是在石窟考古和艺术、宗教文化诸领域研究的集成性著作，共有26卷，包括佛教类、艺术类和社会类三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均为当时最新研究成果。
石窟研究取得新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壁画图像的考证研究。这是参加人数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敦煌壁画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民族传统题材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及装饰图案画等七类。其中前五类内容非常丰富，对这些壁画内容的考证、定名，探索其来源，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基础工作。敦煌研究院的大部分专家都曾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如史苇湘、贺世哲、施萍亭、殷光明、王惠民、张元林等学者对敦煌壁画中的经变画、故事画的考证，孙修身、马世长、张小刚等学者对佛教史迹画的考证，彭金章、刘永增等学者对密教图像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来学界对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艺术十分关注，罗世平、刘永增、沙武田等学者都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第二，石窟考古研究。以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石窟作了严谨细致的分期排年研究，分别发表了关于敦煌北朝石窟、隋代石窟、唐代前期石窟以及西夏石窟的分期研究成果。不仅对敦煌石窟作出了科学分期，而且把考古学应用于佛教石窟研究，为中国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此外，潘玉闪等对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发掘研究，彭金章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清理调查，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还有的学者对莫高窟现存崖面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莫高窟营建的历史。
由樊锦诗主持完成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可以说是敦煌考古学近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对洞窟内容作了详尽而客观的记录，并探讨了洞窟主题与佛教信仰的关系，以及艺术样式的源流等。这部考古报告的特色还在于，刊出的测绘图、数码摄影拼图等都采用了最新科技成果。这是敦煌石窟的第一部考古报告。
第三，石窟艺术研究。以段文杰、史苇湘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石窟美术发展历史、敦煌艺术的美学特征、敦煌壁画彩塑的艺术特点以及敦煌艺术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后来分别集成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著作。萧默、孙儒僩对敦煌石窟建筑及壁画中建筑画进行研究，分别出版了《敦煌建筑研究》《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著作。关友惠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及回鹘时期艺术的研究，万庚育、李其琼对敦煌壁画绘制技法的研究，王伯敏、赵声良对壁画山水画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赵声良等学者完成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是对敦煌早期石窟发展史的全面阐述，而且注重对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敦煌早期石窟艺术风格的源流和发展。
进入21世纪，敦煌服饰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先后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赵丰为首的学者，还对国内外所藏的敦煌丝织品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出版了系列著作《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作者：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