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访谈
第 27 期

求是网专访:建设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访谈嘉宾 :
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
访谈主持 :
记者 赵雁

编 者 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正式设立。为纪念首个国家宪法日,求是网特开辟“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系列访谈”专栏,邀请多位著名学者就设立宪法日意义及相关问题作一解读。

本期嘉宾:胡建淼(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教授)

精彩观点:

    ·法治中国可以从“中国版”“综合版”“升级版”三个角度去理解。说它是“中国版”,是因为法治中国是世界的法治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说它是“综合版”,是因为它不限指法治国家,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正因为它既是“中国版”,又是“综合版”,所以就成了“升级版”。

    ·法治是公正之治、规则之治。法治思维的特点是:以合法性为出发点,凡事都要追问“是否合法”;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重视和强调证据、依据、程序、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简而言之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思维模式就是法治思维。

    ·法制阶段,人们对“法”的认识还停留在“专政工具”的层面,“法”被当作是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工具,“法”的效用不能全面地发挥出来。而在法治阶段,人们对法的功能认识扩大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法成为公正的载体,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树立了法的权威和对法的信仰。

    ·要坚持公平正义这个核心,社会上的不少矛盾和怨气是由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背法治制度、程序、手段、方式,公共权力无限膨胀、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真理正义得不到伸张所引起的。如果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服务社会、治理社会,让公平正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让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以实现,社会矛盾和怨气就会大大减少。

 

访谈实录:

  求是网:胡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有时间接受求是网的专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众所周知,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将12月4日设定为法制宣传日,您认为此次由“法制宣传日”变为“国家宪法日”的变化何在,意义又何在?

    胡建淼:今年的12月4日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我理解,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没有发文取消“法制宣传日”之前,“法制宣传日”和“国家宪法日”同时存在。但“国家宪法日”属于国家节日,而“法制宣传日”不属于国家节日。

    之所以出现“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我认为还是和“法治中国”的提出密切相关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以党的决议作出专门的决定,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具体落实和深化。我常说法治中国可以从“中国版”“综合版”“升级版”三个角度去理解。说它是“中国版”,是因为法治中国是世界的法治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说它是“综合版”,是因为它不限指法治国家,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正因为它既是“中国版”,又是“综合版”,所以就成了“升级版”。

    四中全会推出的依法治国的升级版,表明我们不再停留在法律制度的建立上,而是更加关注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的遵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体系。这一目标的首次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实现了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重要转变。在法律体系建立成熟,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法律的实施和遵守成为法治建设的一大任务,加大普法普宪宣传的力度也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宪法日”是普法普宪的第一站。确立国家宪法日,这是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的制度性举措,有助于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背后代表的却是法治建设的一个新阶段。

  求是网:您刚才提到我们实现了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重要转变,是否可以理解为是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过程呢?在这转变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法制和法治的主要区别又是什么呢?

    胡建淼:“法制”与“法治”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法制阶段,主要讲法律制度的建设,重点在立法环节上;而在法治阶段,不仅指的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指对法律的实施和对法律的遵守。

    其次是对“法”的观念认识上,法制阶段,人们对“法”的认识还停留在“专政工具”的层面,“法”被当作是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工具,“法”的效用不能全面地发挥出来。而在法治阶段,人们对法的功能认识扩大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法成为公正的载体,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树立了法的权威和对法的信仰。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对法治心存敬畏,依法治国的方略才能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的各个环节得以落实。

    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去实现。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观念认识上的阻碍。

    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第一个高潮,但紧接着1957年开始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低谷,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随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起点,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为努力开创民主法制建设新局面创造了条件。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依法治国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大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中国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法治建设不断前进。1999年,依法治国被载入宪法,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紧接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具体落实和深化,是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求是网:您说得非常正确,刚才您提到“普法、普宪”。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张德江同志曾提到“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有学者提到宪法是人民民主的基石,其切实施行是依法治国和中华复兴的基本保证,请问胡教授为什么说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据统帅地位?

    胡建淼: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一切法律、法规、规章之最终法律渊源和总依据,一切法律、法规、规章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正是这一意义上,宪法可称是法律之父,同时也称为“母法”。这就是为什么说“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之道理所在。

  求是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何实施宪法,并使宪法具有权威,在当下似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致共识。对于宪法实施您认为应该怎样做?

    胡建淼:树立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关键在于:

    一是要树立宪法意识。有人说,宪法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因为宪法不像法律、法规和规章那样可以直接适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宪法不仅可以直接适用,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适用力,只是适用的层次不同而已;

    二是要完善和强化宪法的监督保障机制。对于一切违宪行为都应当有机构、有程序、有手段予以追究。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会被确认和宣告无效。

  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这其中提到的“法治思维”怎么理解?有什么作用?这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如何培养呢?

  胡建淼:法治是公正之治、规则之治。法治思维的特点是:以合法性为出发点,凡事都要追问“是否合法”;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重视和强调证据、依据、程序、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简而言之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思维模式就是法治思维。

    我常说“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决定行为结果。”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方式。它是法治思维外化为行为方式的结果。简言之,法治方式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行为方式。法治行为方式的特点与法治思维的特点相一致,并且由后者所决定。

    法治思维是人类多种思维中的一种思维,而不是全部思维。不能说,只有“法治思维”是“合法思维”,其他思维都是“违法思维”。因为思维不存在是否合法问题,只有由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才发生“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分。同样不能说,只有“法治思维”是“正确思维”,其他思维都是“错误思维”。不同的思维有不同的特点,思维模式本身不存在“对”与“错”。只有思维的应用才会发生“对”与“错”,思维如同电脑中的软件,不同软件有不同的用处。

    至于如何树立这种法治思维,我认为主要把握三个原则:

    首先是守住底线原则,凡事要分清是否合法,守住“合法”的底线;其次是要坚持规则性思维,凡事有预制规则,靠规则办事,而不是主要靠批示办事,让人们生活在可预期的环境之中;再次要坚持平等性思维,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就是要坚持程序性思维,将办事纳入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之内,以正当程序实现公正实体目标;最后是要坚持公平正义这个核心,社会上的不少矛盾和怨气是由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背法治制度、程序、手段、方式,公共权力无限膨胀、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真理正义得不到伸张所引起的。如果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服务社会、治理社会,让公平正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让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以实现,社会矛盾和怨气就会大大减少。只有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真正从宣传口号向社会实践“落地”,社会才会趋向和谐。

  求是网: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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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贲思
邢贲思 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
孙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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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楠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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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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