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访谈
第 33 期

看待中国法治必须立足中国制度

访谈嘉宾 :
朱景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访谈主持 :
杨鹏峰 董航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我国法治与西方国家法治之间有何本质区别?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此,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朱景文教授和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为大家逐一解答。

    访谈嘉宾: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观点:

     ■ 从法律价值、权力配置体系和民主政治模式,我国宪法和西方宪法都有不同,我们决不照搬西方模式。

     ■ 现在有些人口口声声在谈宪政,所谓要将党置于宪法之下。但是如果你真正尊重宪法,却对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条,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视而不见,把它抛在一边,这叫宪政吗?

     ■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在“法治”前面加了两个限定词,其一是中国特色,其二是社会主义。这些限定词在于展现与西方法治的不同,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不仅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 解决制约权力的问题,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解决。如果把这种制度本身推翻掉了,那么法治建设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访谈实录:

    求是网: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热议。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帅作用。站在中西比较的视角,首先请谈一下我国宪法与西方宪法有何本质区别?

    朱景文:这个问题涉及到宪法法律和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基本制度决定着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性质,宪法法律对于社会基本制度起到确认和保证的作用。社会基本制度不同,宪法就不同。

我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讲的是我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政治关系对比在宪法上的反映。宪法第二条讲的是政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是说我们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都要对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来负责。用西方的眼光看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中国和西方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宪法,这是由国体、政体所决定了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存在着差别,因而宪法有不同类型,当然不是说二者没有共同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共性问题。但究竟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进怎样的制度笼子,各国使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会有一个万能的方法。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强世功:宪法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采取成文宪法,还是采取不成文宪法,宪法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从而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按照权威教科书的定义,西方宪法称之为资本主义宪法,而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正如朱教授提到的,两种宪法的区别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如果从价值的角度看,那么资本主义更加崇尚个性自由,宪法会把保护个人的自由、公民权利作为首要目标;而社会主义更加崇尚社会平等,宪法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人民的总体福利,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公共福利。从宪政体制看,资本主义宪法基于保护个性自由,因此建立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多党竞争的宪政体制。而社会主义宪法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一般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为具体的不同是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明确规定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见,从法律价值、权力配置体系和民主政治模式,我国宪法和西方宪法都有不同,我们决不照搬西方模式。

    求是网:《决定》提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五个原则,首要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现在有些人大肆宣扬所谓西方宪政,攻击我们党对法治的领导,请问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强世功:首先要理解现代国家中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从宪法学的角度看,17世纪的宪法学主要处理君主的问题,宪政国家的典型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德国和日本都学习英国的宪政体制的样板。而进入18世纪之后,特别是伴随着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的欧洲革命,美国的共和体制成为宪政的榜样。而共和体制的核心就在于处理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因为现代民主政体离开政党无法运作。可以说,19世纪以来的所有民主政体都属于政党-国家体制。不同的是,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政党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在政党制度上是采用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在这点上,西方宪政体制属于“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政党-国家体制”,而中国宪法体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国家体制”。

比如,立法来说,西方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也是通过议会或者国会这样的代议机构,而代议机构里面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依然是政党,依然取决于哪一个政党在议会里拥有多数甚至成为执政党。在这个意义上讲,不需要夸大中国与西方在宪法上的不同。关键还在于,政党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两党还是多党,本质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古代政治理想,继承了古代士大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政党主要是依靠利益形成的,类似于社团和公司,而中国共产党是依赖哲学信仰、政治理念和历史使命凝聚起来的。在党和宪法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朱景文:刚才我们讲到社会基本制度和宪法法律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制度决定着宪法和法律。如果单纯地就法律谈法律、就宪法谈宪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虽然中国也存在八个民主党派,但它们绝不是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反对党。并且在各民主党派的章程当中,都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么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身是被革命、建设、改革这一长期历史所决定了的,而且已经写入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应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和西方政党制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所以不能把西方政党制度硬套到中国政党制度当中。

现在有些人口口声声在谈宪政,所谓要将党置于宪法之下。但是如果你真正尊重宪法,却对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条,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视而不见,把它抛在一边,这叫宪政吗?根本不顾宪法最基本的条文,你谈什么呀?

如果硬要将西方的价值看作唯一的“普世价值”,那你看其他的任何一种制度,都肯定会做出否定评价。宪政只不过是一部分西方学者用来反映自己政治制度的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以此来批判和它不同的政治制度。当然学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公允地说,即使是西方学者,也还是应该站在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来看问题。起码要承认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当下世界上两种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你仅仅是站在西方宪政观念上去看待另一个社会制度,肯定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想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毕竟从苏联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已经存在将近100年,在中国也有60多年了,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是一种人治的、任意的制度,那这个制度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如果共产党拥有完全不受任何控制的权力,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个制度如何能够长期存在?必须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你不能站在一种制度的角度对另一种制度,包括它的宪法和法律采取一种完全否认的态度。

    求是网:这次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特别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五大体系之一,请问如何理解其意义?如何理解党规和国法的关系?党内法规如何与国家法律相衔接和协调?

    朱景文:这次《决定》当中所提出的五大体系设计,完全是基于我国国情提出来的,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比如说共产党领导、公有制主导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很明显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按照较传统的看法,确实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法律体系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而党内法规只能说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法律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后面跟着的是警察、法院、监狱,而党内法规虽然也有很强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表现在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而不会与国家强制力直接联系。但是必须要注意到二者之间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这样一个大前提下。

我们经常说党的领导,实际上包含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和法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政治领导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也就是法律,这是我们制定法律过程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党领导立法的途径。思想领导体现在我国宪法法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新中国的法律是党的思想路线变化的直观体现。组织领导体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员都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的正式选举或任命的法律程序,但是对干部的考察、审核则完全在党。党管干部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任命干部、考察干部这部分不纳入到法治轨道、不纳入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框架当中,怎么实行法治?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次《决定》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党的领导出了问题,无论是“左”还是“右”的错误,都会出大问题。既然各个国家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不抓党内法规,权力就无法得到实际上的限制。比如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可以藐视司法机关,但纪委对其还是有相当的震慑作用。再比如一把手的权力制约问题,相对于党的体系,国家体系可能很难控制住。只有靠党内法规、纪委监察这么一套体系。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说的基本国情。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在哪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来抓。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法治体系之中,就体现了把党规和国法相衔接。

    强世功:这次的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把党规、党法作为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里面来了,相比以前,赋予了党规党法与法律一样的地位,只不过党规党法是管党治党的法,国家法律是针对全体公民的法。其中,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关于党章与宪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四中全会《决定》作说明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进一步明确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赋予了党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使命。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管党治党的总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它以执政党的纲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遵守国家宪法法律,而且要遵守党章党规,而且通过遵守党章党规,保障党员干部遵守宪法法律,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如果说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么党章中如何规定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如何规范党的领导方式,就具有宪法上的意义。

    党章及整个党内法规体系中既有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也有党的领导组织体制;既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有党员日常活动的规范;既有规范党组织工作的法规,也有规范党员道德修养的规矩。其所确立的理想信仰、政治准则、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等,无疑要高于一般法律的要求。国法是对全体公民的底线要求,而党规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和道德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依规管党、从严治党必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每个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的先锋模范,在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中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才能全面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求是网: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请问中华法律文化有哪些精华,国外法治又有哪些有益经验?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强世功:无论中国法治还是西方法治,都有共同点,就是法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权威。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和个人都必须遵行法律,受法律约束,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无疑会受到西方法治的影响。但究竟是将西方法治模式作为普适价值而照搬照抄,还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走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四中全会《决定》对此有明确回答,那就是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在“法治”前面加了两个限定词,其一是中国特色,其二是社会主义。这些限定词在于展现与西方法治的不同,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不仅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比如,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党内法规体系,将其与法律规范体系并列起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再比如信访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司法案件中的涉诉信访,这被我们看作是法治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四中全会《决定》中也予以了肯定。西方没有信访制度,更不用说涉诉信访了。比如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在立法过程还是执法、司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西方法治也有所不同。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中国特色。

    朱景文:发展中国现代法治要尊重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和法律文化。在借鉴国外法治经验时要考虑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国情是否适应的问题。从制度文化来讲,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其中自春秋战国始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中央集权制度或者说“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延续时间占到封建史的2/3以上,分裂状态相对都比较短。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中央权威、确保各种不同权力平衡方面,都发展了一套治理的手段。对照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历史,行使中央集权或者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则比中国要短得多。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是一种分封制,所以其大量的制度设计是基于权力之间的界限和权力间的制衡。即使后来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制度也是建立在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基础上。这和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权力制衡,我国古代各种部门权力或者各个地方权力之间,也有一套彼此制衡的制度,但大前提都是要保持中央的绝对权力和国家的统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尽管今天已大不同于过去,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套制度,很多内在理念某种意义上都继承了中国“大一统”的制度文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把维护大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传统观念。

具体到法律文化来说,西方现代法治观念是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中国以后才慢慢引进来的。而中国在自身治理国家进程中,也取得了许多独特且非常值得赞许的经验。首先就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法律的作用当然很重要,但是道德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作用,为法律所不能完全代替。其次,中国强调和谐的观念。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审理案子,我和别人一样,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达到“无讼”这样一种境界。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要把纠纷化解在基层,不使这个矛盾聚集于政府,无须去法院解决纠纷,如此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而西方人的法治观念又是什么呢?从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的思想看,他们都很看重法治,强调区分权利义务,强调限制权力。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孔子这样一种“无讼”境界,与西方那些主流思想家的论说相比较,其目的则更为高远:诉讼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第三,中国注重教化的作用,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干部要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今天我们倡导党员干部要带头守法,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伸。因为领导的模范行为,实际上可以给老百姓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这些好传统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都应很好地继承下来。

讲到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借鉴,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行使权力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自由,受到譬如礼的制约,受到皇族内部祖训或者祖制的制约,但无论如何,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专制制度,过度强调了集权的作用,这对现代社会的民主发展,确实是阻碍。从这方面讲,西方制度及法治经验的确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在现代国家中,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权力滥用必须得到控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产生的这种理念,是人类文明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吸收借鉴。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当然吸收借鉴并不是照搬照抄,我们不能够立足在它们的基础上。中国有中国的国情,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我们建立的法治,必须遵从这一基本国情,要为人民服务,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党的领导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最基础条件。如果全盘照搬西方那套法治理论,共产党领导本身的合法性都会成问题。解决制约权力的问题,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解决。如果把这种制度本身推翻掉了,那么法治建设就走到邪路上去了。总之,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和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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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贲思 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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