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访谈
第 58 期

谢春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访谈嘉宾 :
谢春涛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访谈主持 :
董航

    编者按: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已近两年,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梗阻与各方声音也不断涌现。在此,我们特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决心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作者谢春涛教授为您解读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热点关切。

  访谈嘉宾: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彩观点:

  ■ 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绕过改革而得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在改革之中发生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才能解决。   

  ■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严肃的方法、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条河你没有过过,不知道水的深浅,那一定得用这种方式来审慎对待。我想,“摸着石头过河”中蕴含的这种谨慎态度永远不会过时。

  ■ 改革动力源自何处?只能是人民群众。要让大家自发的参与改革,那改革就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就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感觉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干,如果说改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利益,我想没有谁愿意推动这种改革或者接受这种改革。   

    ■ 一些改革在过去看来是非常难的,但是为什么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得比较顺利?因为现在的改革体现了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了获得感。 

    ■ 中国所表现出的这种效率,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找得到的,尤其是多党制的国家,其内耗是必然的。我敢断定,习近平总书记能做成很多奥巴马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体制的原因。

    ■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改起的,是从农村改起的,这样的改革给老百姓带来了利益,因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领域改起的,鼓吹所谓公开性、民主化,这样的改革最初一度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当年我们国内党内也曾经有人羡慕过,但是苏联百姓却表现得很漠然。因为这样的改革几乎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难。

《决心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访谈实录:

    求是网:谢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您在《决心与勇气》的开篇就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形成的”,30多年前促成改革开放的直接原因是“文革”,30年后促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直接原因则是先前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问题,您能具体谈一谈那些“倒逼”改革的问题吗?

    谢春涛:“改革是问题倒逼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论断。我理解,中央之所以在十八大之后不久就强调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考察就是到广东谈改革,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难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所提及的。这里我仅举其中两个方面的例子。

    首先,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讲的显然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不够的问题。十八大召开之前科学发展观谈了快十年,这个理论可以说深入人心,尤其是领导干部,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懂。但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状况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在很多地方包括北京都能找得到发展不科学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就是“以GDP论英雄”的这种考核方式导致的。“以GDP论英雄”有它的合理性,因为GDP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且GDP的考核也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过分重视GDP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就跟这种考核方式直接有关系。

    第一,地方政府多重视征地拆迁。地方政府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把老百姓的地征过来,一拍卖就来钱了,也很容易出政绩,但是给老百姓的补偿不够往往引发了很多矛盾,过去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跟其密切相关。第二,地方政府多重视上工业项目。工业项目甚至有些污染的工业项目,不少地方的领导都想方设法地上。污染不污染在他们看来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眼下就能带动GDP的增长,就能出政绩。所以我们看,十八大之前的很多乱象跟GDP论英雄的考核方式有关系,跟科学发展观还没有真正变成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的内容和方式有关系。所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就只能通过改革去解决。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的多发、高发。我们看腐败多发、高发的领域往往是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拍卖、用人、审批等等这些问题。有些部门、单位、领导职务之所以是腐败发生的重灾区,显然是因为过去在这方面的监督准备力度不够。所以要想防止腐败的发生,那还得通过监督、通过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绕过改革而得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在改革之中发生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才能解决。我认为所谓改革倒逼更多的是这些问题上。

    

    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而我们也确实看到,十八大召开之后,改革的共识很快得以凝聚。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全国上下全都齐心协力地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谢春涛:十八大之后仅一年时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能够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改革之所以难就难在一点——利益调整,改革会给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大家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初的改革,这一点就会尤为明显。我们最早的改革可以说是始于农村。今天回头看,国家在最初的农村改革中投入相当少,这一改革最容易,却也非常成功。当年的这场改革就是把集体的地承包给农民去种,怎么种、种什么、几点钟上工,没有人管了。仅这一项改革就使得农民明白,再也不能磨洋工,因为他的付出和他的所得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所以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一段时间过后,还是这些地,还是那些人,农机、农药、化肥、种子都没有大的变化,变的只是经营方式,但是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这场改革不光给农民带来好处,也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好处。

    但是我们今天的改革就远比当年的改革复杂多了。可以说,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项改革是能够让所有的阶层同等程度的得到利益,让大家一致的叫好。可能一项改革对这个群体有好处他就高兴,和那个群体没关系他就漠然,甚至可能一项改革给这个群体带来好处,反而给那个群体带来另外的问题,甚至是损害,那么大家很自然地就会对改革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凝聚改革共识是不容易的。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凝聚了共识,而且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觉得这就跟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统一思想这个方面的胆魄、智慧是有关系的。困扰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难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在现有框架下得到解决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科学发展不够的问题,腐败多发、高发的问题等等。问题大家都看清楚了,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式。另外,改革能达成共识,也跟中央改革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有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改革必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改革必须更多的体现公平正义,尤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将公平正义放在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的位置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要求,也是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用公平正义的这种理念、这种指导思想去推动改革,它一定会让绝大多数人认同改革。

    

    求是网:在普通民众看来,中央在改革当中所提出的一些方法论看上去是比较矛盾的,比如说“摸着石头过河”和注重顶层设计。在您看来,党在改革过程当中要如何协调高层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首创精神? 您能不能再谈一下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方法论问题?

    谢春涛:“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过去是大家所广泛认可的。但是这些年来我听到有些调侃“摸着石头过河”的声音:现在河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继续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可能会被淹死。我不同意这种调侃。“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严肃的方法、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条河你没有过过,不知道水的深浅,那一定得用这种方式来审慎对待。我想,“摸着石头过河”中蕴含的这种谨慎态度永远不会过时。但这并不能说明顶层设计就不重要了。我们对某些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那一定得有顶层设计,尤其是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改革的对象,既有一些过去没有触及的问题,还包括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如果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依靠顶层设计,必须得有一个统揽全局的高度。

    我想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央清楚地认识到单靠哪一种方法的改革,都不足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要全面、要深化。当今改革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不光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改革;如果从改革所涉及的领域、对象来讲,像政府、人大、党委、司法机关、军队等方方面面。我认为这一改革思路方案的确定就反映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有机的结合。

    当然改革方法论不仅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看胆子是非常大,这次改革可以说碰到我们过去多年来没有碰的一些难题,要解决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的一些制度的顾忌,从这个角度来讲,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改革的时候胆子绝对是大的,没有什么难题不敢碰,这体现了担当的精神、担当的意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问题导向,特别强调敢于担当,而且这一点在他本人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充分。

    胆子大的同时,步子还要稳,这是因为有些问题之所以是难题,应该说都是多年积累的,要解决也不是一日之功。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方案,但是这些思路的贯彻落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些改革举措已经出台了,有些还没有出台。我想,那些没有出台的具体改革举措,表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要经过深入的调研,要进一步的在改革的具体思路措施上凝聚各方的共识,甚至有些改革还要进行试点。比如说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像法官员额化的这种改革,因为涉及很多人的个人利益,其推进要非常稳妥。还有包括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问题,这个思路肯定是好的,有助于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但是具体怎么个管理法,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还在稳步谨慎的探索当中。

    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因为有些改革涉及法律的修改问题,甚至有些当前的改革思路跟某些现行的法律是有矛盾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应该先修改法律,如果法律不修改而这些举措马上实施,在很多人看来,执政者就有对法律不够尊重之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先通过法定的程序来修改法律,然后进行改革,做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央对法治特别的重视。

    刚才我还提到的“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其实既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一种方法。改革动力源自何处?只能是人民群众。要让大家自发的参与改革,那改革就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就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感觉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干,如果说改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利益,我想没有谁愿意推动这种改革或者接受这种改革。

    十八大以来在重视人民群众获得感问题上做得非常好。比如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过去很多人抱怨双轨制,企业的养老方式很早就改了,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却没有同步进行。五六年前曾经想选几个省份试点,进行事业单位的养老办法改革,但是马上就改不下去,很多人抱怨“为什么公务员不改”?因为大家觉得事业单位改革而公务员系统维持现状是不公平的。但是今天公务员也改,大家都改,谁没什么说的了,这样的改革就能推进。再比如说中央降低央企高管的过高收入,取消职务消费,这肯定使央企高管的个人利益造成一些损失,有的人收入一年降了很多,但是包括央企普通员工在内的全国其他阶层的群众,很多都认为这种改革是公平的。

    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对农民是有利的——有助于推进城镇化,有助于实现农村的小康,有助于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二元结构,所以农民对这样的改革肯定是支持的。此外的农村改革,包括保障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村建设用地也可以投放市场,显然对广大农民也是有好处的。还有公车制度改革,省部以下取消专车,过去的专车制度可以说广受诟病,资格坐专车的人太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花费巨大,浪费也巨大,现在省部级以下取消专车,甚至部级退休的人也取消专车,这让绝大多数人一致叫好。

    再比如说高考制度改革,取消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加分。过去的高考加分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变了质,成了某些人谋私、搞特权的重要方法,很多普通考生都觉得不公平。现在很多加分取消了,在考试录取的问题上也更加公平了:全国重点高校拿出一些名额定向招收农村地区生源,欠发达地区生源,少数民族地区生源。同样还有基础教育改革中取消择校的做法,也是广受好评的。

    以上这些改革在过去看来是非常难的,但是为什么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得比较顺利?因为现在的改革体现了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了获得感。所以我,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凝聚共识,之所以能够推进得比较稳妥,那跟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方法论是有直接的关系。

    

    求是网: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在改革中受益的群体范围呢?那些身处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获得感会不会比社会精英更加强烈?

    谢春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这个人民群众范围是极其广的,不能光说是困难群体或者特定群体——光为了部分谋利,或者光为农民谋利、为工人谋利,并不存在这样的改革。我们的改革目的是要让全国绝大多数人感受到公平与正义,觉得有获得感。比如说司法改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健全法制,是为了体现司法公正,这个司法公正对于精英阶层很重要,对于普通老百姓也很重要,大家都需要有司法的公正,如果司法都找不到公正那恐怕没有地方找公正了。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强化法官责任制,强调排除非法证据,强调保护人权,废除劳教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显然更多的体现了公平、公正,各个群体都是欢迎的。

    所以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农村改革也好,经济体制改革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司法体制改革也好,确实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其中特别强调什么呢?那就是建立健全村务监督的制度。现在出现许多小官巨贪的问题,这个小官包括村官,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官贪腐的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在北京就发生过村官勾结负责拆迁的干部贪污老百姓拆迁款的问题,广东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贪污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百姓对村官的监督、制约不到位。虽然村官是选举产生的,选举的程序是民主的,但其中有不可忽视的贿选问题。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跟我讲,他那个村选村委会主任,一张票值一千多块钱。有的村民拿了人家的钱、投了人家的票,但贿选之人一旦当选后,大家就后悔了,因为这些人明摆着是要谋私利的,并不会真正为老百姓办事。而谋私往往就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这些问题上做文章,这肯定会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这种腐败问题,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制来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我个人在这方面很有体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浙江金华的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2004年时创立的。创立这个制度也可以说是问题倒逼的,因为之前这个村的村级财务管理出现过问题,村民对村干部极不信任,有一次连维持秩序的警车都被老百姓推倒。后来在县里领导的帮助下,这个村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我几次去这个村,当地村民告诉我说,选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防止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整个村风清气正。因为村委会主任哪怕只花公家200块钱,发票光他一个人签字也绝对报销不了,一定还得有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而且报销之后的账单还要在村民当中公示。如此一来,村民对村委会不再怀疑,村委会也不容易出问题。

    最近我了解到一个情况,2004年这个村实施这个办法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村干部没有过违纪的问题,老百姓也没有过上访的行为,这样的成绩是非常难得的。2005年,当时还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近平同志到这个村考察,认可了他们的经验,并在浙江全省推广。今年中组部在浙江召开的农村基层党建的座谈会特别强调,应通过推进这个村务监督制度来改善乡村治理。这样的改革人民群众必定是拥护的,如果改革到位,一定能够解决目前存在的小官巨贪的问题。

    

    求是网:谢老师,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是有独特的政治优势的。很多西方国家都对中国的行政效率赞叹有加。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中国在推进改革方面的制度优势及其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谢春涛:改革就是改变现有的某些制度、某些规矩,调整利益格局,所以不仅在中国难,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大刚结束一年就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能够制定出改革的思路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曾关注过各方对改革的态度:一方面,很多人期望改革,期望能够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的各种难题;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人对改革不抱多大期望,因为他们知道改革太难了。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出台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叫好。很多人没有想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推出范围这么广、力度这么大的改革措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与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是紧密相关的。

    去年的9月份,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阿根廷,应邀在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对方出的,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我就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会后实施这个决定为案例,讲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决策、怎么实施决策的。中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那就是中共中央。政府的、人大的、政协的、群众组织的、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正式提交全会审议之前,已经征求了三千多人的意见,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改,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高度共识,所以经过几天的会议讨论便能迅速通过。

    另外,会后对于决策的落实也是快速有效的,特别应该提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具有高度权威,是能够协调各方推进改革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14次会议,通过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有同志做了统计,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60项大的改革当中已经实施的和正在试点的已经超过了40项,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中国所表现出的这种效率,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找得到的,尤其是多党制的国家,其内耗是必然的。美国医改,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医改奥巴马已经推进到第二个任期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推不动。去年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的瀛台接待奥巴马,跟他讲瀛台的历史,跟他讲戊戌维新失败的历史,奥巴马深受触动,感慨改革难。我想他一定想到自己的改革。我敢断定,习近平总书记能做成很多奥巴马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体制的原因。

    

    求是网:此次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但网上有一些人似乎对这一点不以为然,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谢春涛: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注意过,在有些人看来,好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更多地聚焦于经济方面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快,甚至有人认为根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提法我不以为然。过去有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更有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国领导人由终身制改为任期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过去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很难在他在世的时候纠正,就跟职务终身制有关系——职务终身制必然带来个人专断,必然带来个人崇拜。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全党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后来十六大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平稳的新老交替,十八大又一次新老交替,而且力度更大,这当然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改革方案是非常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而且政治体制改革讲到的几个举措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来说,要实现人大制度的与时俱进。人大是权力机构,我国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从职权上看,人大的权力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权力比,不比他们少,不比他们小;从人大代表组成上看,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中有来自精英阶层的,也有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农民工、洗脚妹都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在人大的平台上代表他们所在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人大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革。要逐步降低人大代表当中领导干部的比例,要进一步扩大来自基层的一线代表的比例,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基层的代表在人大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要真正落实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的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这个大家都清楚,但是对人大负责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很任性,“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类似这样的现象过去是不少,有些该经过人大讨论的事没有经过人大。现在强调真正落实对人大负责的制度,尤其是今年人代会修改通过立法之后,那么有些地方政府要再像过去这么任性就很困难了,这样的改革显然也是有意义的。再比如强调人大要加强对政府预算决策的审查监督——这更有实质意义了,甚至我觉得这样的民主比选举市长、副市长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因为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怎么花?用在谁头上?人大当然要过问。所以我想这样的人大改革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拥护,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民主政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多层次广泛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很有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你讲你的诉求,我讲我的诉求,既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也不会完全按照我的意见办,但是在协商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形成新的共识,那么在有共识的基础上再做出决策就容易得到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群众组织协商,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立依法决策的机制,协商已经成为决策过程中必须的一个程序。还有刚才提到的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其中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制。另外一个领域的改革严格来讲也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是司法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有人统计,司法改革有190多条。所以,中央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求是网:在您看来,中国当前所推进的改革,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所以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比较稳妥地推进,同时获得百姓的真心拥护?

    谢春涛:你说的很对。中国的改革显然比要跟苏联当年的改革推进得好,这一点不光中国人这么认为,西方人也这么认为,原来苏共一些政治家、理论家更是这么认为。我记得2006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莫斯科,与原苏共的一些高官会面时,这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中国改革的羡慕。他们讲到,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改起的,是从农村改起的,这样的改革给老百姓带来了利益,因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领域改起的,鼓吹所谓公开性、民主化,这样的改革最初一度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当年我们国内党内也曾经有人羡慕过,但是苏联百姓却表现得很漠然。因为这样的改革几乎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难。同时在这种公开性、民主化的名义之下,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势力都跳出来了,苏共当局想维持这个局面都难。后来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应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们又操之过急,采用了什么“500天计划”,当然不可能成功。我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他们的改革失败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与之相对,中国先从经济领域改起,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再不断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改革是渐进式的。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比苏联的改革要好得多。

    求是网:再次感谢您的精彩解读!

    

致谢:

    本次访谈能顺利进行并刊发,需要感谢磨铁图书的营销编辑金颖,感谢其为求是网推荐了《决心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本好书,并联系介绍了本书作者。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本次访谈嘉宾谢春涛教授——访谈前对提纲用心调整和把关,访谈后即使在外出差仍及时审核文稿。再次对两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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