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VS实事求是

——从遵义会议起走上独立自主

2015-01-16 18:10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但惟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配的上“生死攸关”四个字。1944年,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曾说过一段当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

 

一、“左”倾阴云

1、两次“左”倾:“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1946年1月从苏联回国前李立三与李莎及女儿合影。

    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共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并且不待前次错误纠正清楚,便又出现了次一轮,且愈演愈烈。在与遵义会议的召开有直接关系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前,“左”倾的阴云就已经笼罩于党的上空。

第一次“左”倾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当时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另外,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另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能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是在革命走向逐步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的1928年的党的六大,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之中,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了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二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而国民党到1930年的时候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有160万人,打了四个月,根本顾不上对付共产党,内部危机也很深重。

再加上共产国际又有四次来信。那时共产国际把前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前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反“右”倾。它在来信里边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说“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度过这个低潮,很容易认为现在新的高潮又要到来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详细]

2、分歧实质: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违和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合影。前排左一为季米特洛夫,左四为王明

文章开篇时,陆定一的话其实说到点子上了。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更占优势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共“左”倾错误出现时期,共产国际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比如,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就是“立三路线”)也直接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它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重大问题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极为不易。[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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