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遭遇到的三大挑战

    意识形态是人文社会知识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从社会结构的存在形式上划分,世界上只有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辩护性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批判性的、为被统治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想观念,在原则上都是可以划分到两种意识形态之一的。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后,发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处于一种显学状态,而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始终没有独立的形态,处于隐性状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建立在这一发现基础之上的。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特征有二:一,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二,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在于劳动解放,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在它产生之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独尊的局面被深刻地改变了,形成两种意识形态斗争、对峙的局面。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杰出代表。然而,在20世纪尤其是苏东解体后,世界范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论此起彼伏,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产生质疑,马克思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攻击。马克思主义作为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杰出代表的地位遭到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来三方面: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

    一

    “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异化。列宁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充当了苏联劳动群众争取劳动解放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被历史鉴证过的事实。然而,在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列宁逝世后,列宁主义逐渐演化成“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特征表现为:教条化、悖论化、虚构化、形式化。这一演变是苏联执政党集团演变成社会的特权阶层造成的。取得政权的苏联执政党集团是由无产阶级及其代表构成的。然而,进入政权体系的无产阶级或劳动群众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劳动者依然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这一特征,颠覆了列宁主义的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1936年苏联的新宪法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实际上被消灭了。从那时起,“无产阶级”在苏联只是一个理论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是苏联实际的执政集团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名义。这里的悖论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实际的阶级存消失之后,在苏联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然而,在苏联时期的各种文件和宣传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苏联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三和两全”的口号,显然苏联的执政党集团已经看到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概念,试图削除这一悖论。执照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工人国家政权应当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一致,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提出“全民国家”的概念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苏联的执政阶层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苏联社会的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很不幸是由过去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演变而来的。这些“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失去了被统治阶级的身份。这种身份的改变,导致他们思想意识的改变。当这些由“无产阶级”转化而来的执政阶层产生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的时候,借用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西方现成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累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苏联的解体有其必然性。

    在苏联时期,苏联执政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特定利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他们从三个方面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一,将马克思主义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这个体系的任何的质疑就被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检验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要看一看这个政权制定和执行的各类政策、措施和法规是不是有利于本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有利于世界上最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苏联执政阶层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招牌或形式,用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打击内部政敌。这一做法严重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劳动者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二,将马克思主义做实用主义的利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显然,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机会主义的特征就是为了实现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没有原则、不择手段。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不是一种指导思想,而是他们手中实现特权利益的工具。当他们发现这个工具不能再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毫无顾忌的予以放弃;三,盗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贩卖自己的货色。苏联时期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内涵。将是否维护特权利益当成是检验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们的这一做法在理论界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在实践中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苏联时期,教条主义盛行,这种教条主义态度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因为他们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而是他们坚持的那些教条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充其量只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抽象的名词概念。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比直接的反马克思主义危害更大,因为它的欺骗性更大,而且更容易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发生思想混乱,从而消弱马克思主义力量。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充斥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两点: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反对马克思主义改革世界的实践功能。从形式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文化价值,但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单纯地从文化、哲学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实践的指南。离开社会实践,离开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就会“死亡”。应当承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义被更深刻地阐发,但这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貌似”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表现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抵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于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的尊严,极为排除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功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世”的学问。这种做法,表面上抬高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模糊了作为被统治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界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功能。

    三

    西方社会出现的 “马克思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解构了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建设”“积极”和“发展”的方面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学则是从批判和解构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还有“血缘”关系,马克思学的研究者们则与“马克思主义者”毫无关系。他们是以一个“外科医生”的身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活体解剖,而且解剖的目标不是为了拯救“马克思理论”,解构本身就是目的。

    

    这种以思想史研究的名义进行的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感改变起到了“深刻”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主要是从具体的理论问题上展开的。他们秉承西方实证主义传统,以一种“历史的”“具体的”貌似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和历史问题展开研究。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如他们通过文本研究,提出早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存在本质差别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观上存在严重差异的观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的观点等。马克思学提倡价值中立,主张去除政治立场,但是却将马克思理论推上“最高伦理道德价值”的神坛,在这方面他们不吝啬溢美之词,造就了一个伦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克思学的研究者们,也许他们在主观上是真诚的,并没有为垄断资本效劳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进步”服务的作用,成为统治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在理论“深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劳动群众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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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苏联,阶级,思想史
( 网站编辑:刘小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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