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治世真经么

2013.12.12 14:29
来源: 《前线》     作者: 李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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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受到国内一些人追捧。这些人宣称政府对经济干涉过多,主张中国也应实行新自由主义。中国的经济管理的确存在一些不足并需要改革,但是,这是中国必须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理由吗?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真有这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吗?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本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等“四大病态”,社会出现滞胀,资本积累的利润率下降。面对这种状况,垄断资产阶级决定变一种玩法,不再采用原来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而是用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使资本逻辑压倒政治逻辑和民主逻辑,将私先于公、经济利益先于公民利益进行绝对化。新自由主义由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石。

  为此,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无外乎是尽量为更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移到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的特权阶级手中。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主要采取三种途径进行资本积累。一是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迫其他国家彻底私有化。其席卷之处,即便是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都被转为私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才取得的公共财产,又回到私人领域,进而倒腾到特权阶级手中。接下来,资源价格被提升到国际垄断价格,劳动力却根据本国的行情定价,这些国家于是失业加重、物价飞涨,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甚至阶层撕裂。二是放弃实物生产的剥削方式,转而实行“资本增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其构建自由各国进出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来掠夺财富。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法,就是运用手中的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参与进来,然后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直接攫取“投资红利”,当这些国家的价值财富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又蓄意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造成价格暴跌,他们又实施抄底牟取暴利。三是通过军事手段,武力剥夺他国资源。近十年来,美国通过抢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科索沃等国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要地,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势力,攫取大量好处。

  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比以往的资本积累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

  20世纪80年代,不少拉美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亟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10项主张,比如,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华盛顿共识”。

  自此,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拉美,这些国家政府的责任和角色不断弱化。不过,奇迹没有发生,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市场能够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注定只是神话。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出发展泥潭,反而越陷越深:贫富悬殊加剧,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倡导资本自由流动,对国际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先后遭到金融危机重创,多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5%,超过4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当中。

  以阿根廷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滞胀。阿根廷选择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虽然经济活力得到一定激发,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致使金融泡沫不断积累并在2001年破裂,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当时,阿根廷的债务总额在1400亿至1500亿美元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虽然这一比例超过了30%的国际警戒线,但和最近几年同样面临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相比,这一规模并非不可救药,也远比现在美国的100%少得多。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为提供救援贷款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使得阿根廷政府难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发放一笔12.6亿美元的援助贷款,成为直接引发阿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今,阿根廷始终没有彻底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

  痛定思痛,拉美各国纷纷主动调整发展模式。1998年12月,被誉为拉美强硬的反美旗手、激进左翼的政治领袖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开了举世瞩目的“没有美国的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向左转”大幕。此后,一度有十几个拉美国家出现中左或左翼政党掌权。大部分左翼执政党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大力强化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执政的右翼政党,也基本放弃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转而强调政府的社会责任。

  在随后的10来年里,拉美国家经过摸索、尝试,对本地区的发展形成多项共识,使得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能够超越分歧,这就是“拉美共识”。

  “拉美共识”的主要主张有:一是反对新自由主义,集体维护和巩固符合拉美实际的政治制度。二是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力主与美国保持距离,重视发展多元的贸易关系。三是积极探索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四是推动社会公正,大力改善民生。通过社会变革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这方面,查韦斯尤为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2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从62.1%降低到33.6%,失业率大幅减少。整个拉美地区也普遍取得了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水平。

  拉美集体“向左转”并实施“一体化”进程,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意大利学者托尼·内格里感叹:“拉美第一次看上去不像美国的后院了。”厄瓜多尔学者沃尔特·米格诺洛认为,拉美本世纪头10年总体上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一体化”和“去西方化”,逐步摆脱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束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再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给美国自己和欧洲各国带来了什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除美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外,从欧洲到亚洲的多家国际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的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后,迅速向欧洲蔓延,又引发了欧洲股市大幅度震荡,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的下跌更为惨烈。美国、日本、欧盟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GDP连续下降,工业产值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形成世界性的重要影响。

  欧洲,由此进入噩梦,很多国家都未能幸免。从冰岛、爱尔兰的银行困局到希腊倒债风险爆发,接着有葡萄牙、西班牙国债市场受到波及,欧洲15个国家的债务信用评级全被列入“负面”名单。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众示威汹涌,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比利时、英国的罢工声势浩大,英国、德国的暴力骚乱泛滥。作为世界公认的富裕地区,曾被标榜为样板的“欧洲模式”,落得这般田地。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至今仍属于“尚难看到尽头的黑洞”。即便是美国,也因这次金融危机而陷入制度危机。比如,美国的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遇下调。不过,美国那些大财团却坐享其成。次贷危机爆发后,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出售“次贷”的收益,早就进了金融寡头的腰包。对于危机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无人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在民众看来,金钱的力量已经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发生规模惊人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自由主义适合世界各国吗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直言:“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分析,为什么如今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再适应现在的世界?”

  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金融立国”理念,在很多人心中开始坍塌。人们开始明白,脱离实体经济的美国式金融体系,不仅不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特定条件下反而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甚至成为引发金融海啸的定时炸弹。绝对的经济自由化存在很大的缺陷,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度的国家干预是完全必要的。

  在美国,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比如,美国在危机后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加强金融监管。人们认为,这有助于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稳定。奥巴马效仿罗斯福重提 “新国家主义”,主张联邦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保护劳工权利、保护自然资源等,显露出进一步加强政府力量和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背离倾向。

  在拉美,排斥新自由主义、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新进展。比如,成立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这个新组织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有33个国家,但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乌拉圭总统穆希卡说,该共同体的成立是“拉美地区的第二次独立”。

  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正得到纠正。近年来,欧盟着力推进经济机制体制改革,强化以《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基石的财政纪律;加大宏观经济监控力度,深化和扩大成员国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巩固和完善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增强对市场的调控能力。

  “中国模式”(西方也称“北京共识”)越来越得到世界关注。2012年11月30日,世界银行与中国财政部签署文件,合作成立“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这表明世界银行把研究和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到新的高度,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世行关系的变化,也表明中国正在改写西方主导的发展理论。对此,我们完全应该对自己所走道路充满信心。

  其实,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政府、民众、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会是一种动态的调整关系。正如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员陆瑞安最近所说,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中,可能需要注重法治和利益制衡,尽可能平衡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有形”和“无形”之手,并没有完美的范式。

  (作者:新华社主任编辑。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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